[中图分类号]F329(56)=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7-0093-09 关于近代社会心理和观念变迁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论著、论文可谓推陈出新，相关的专题学术会议也在最近几年先后召开。①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以宏观叙述见长、或以精英阶层为认识重点、或以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为研究中心；相对而言，对于内地尤其是山区普通社会大众观念的研究，还显得不足。在近代国门大开，欧风美雨徐徐东渐、东西方市场日益接轨的大背景下，远离沿海和城市等发达地区的广大内地，尤其是山区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于这一席卷全球的近代化浪潮，从长时段和整体行为反应来看，是“心存抵触”，还是“主动接受”？是“退缩”回农村、农业，还是多种兼业乃至积极进军工商产业？本文通过对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寻乌县，清末民国时期其农民②就业、消费、生产经营观念和市场风险意识等经济观念的梳理与分析，对此作一简要探讨，以求进一步推动学界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认识。 一 就业观念的市场化发展趋势 近代以前，在传统统治者“重本轻末”、“重农抑商”这一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寻乌县“民力稼穑，女勤纺绩”[1]，老百姓谋生和就业方式基本上以农耕为主，难以跳出传统“以农为本”就业观的圈子，与市场也只是保留着有限的交换关系。近代以降，在市场利润的刺激下，进军商业、圩镇和挤入商道谋生的寻乌人日渐增多。清末民初时期，进军墟镇从事工商业的寻乌人比比皆是。1930年毛泽东所作的《寻乌调查》中，就记载了这一时期多个进入寻城和墟镇新开店经商的例子。例如，家住南门城外钟周瑞的盐店(店开在东门城内)，“开了二十多年”(到1930年为止，下同)；车头人邝明奎的新发昌盐店，“开了十多年”；家住东门外的何子贞，“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荣春祥，“小时候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在寻城开了家水货店，“资本七八百元”；19世纪中后期开始，范渊甫及其兄弟子孙等，先后开办经营了顺昌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7家商店；陈登祺(留车人)，原来“穷得没有饭吃”，1925年来寻乌城“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何祥盛，先是“摆摊子”，后“做水货生意发了财”；王菊圆(澄江人)，“在澄江圩开了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生意”；陈万保(廷岭人)，“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2](p58～59、67、75、86、102、114、115) 民国年间，寻乌“全县豪绅的领袖”潘明征(吉潭小杭村人)，是进军商业和圩镇的杰出代表。他约生于清咸丰年间，其父亲手上只有80石谷田，至潘明征当家时，勤苦精干，家境逐渐富裕；在“力农致富”的同时，他先后在吉潭圩开有药店、杂货店，还兴办经营了一所长达近20年(1912-1930年)的“知耻小学”，1928年又在县城开办当铺。到20世纪20年代末，潘明征家产“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国共内战后，他复在县城开药店，1936年开办运输公司——“新兴公司”，从汕头买回“福特”牌汽车1辆，经营汽车运输业务，其后，公司汽车发展到六七辆。抗战时期，他的公司主要经营赣东南和粤东北各县之间的米粮贸易。1939年，新兴公司请进技工王城立开办汽车维修厂，师徒3～4人，维修公司内外的汽车。以上各业获利丰厚。③[2](p113)[3](p12、128) 富裕阶层进军工商业的比例，据《寻乌调查》所载明的地主兼业状况统计，全县8个头等大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3家，占37.5％；113个中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20家，占18％；占寻乌地主总数48％的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都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在城的17家地主中，经营工商业和曾经经营工商业者9家，占53％。[2](p113～124、101～103)这个数据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或多或少反映了传统市场向近代市场转化过程中，寻乌富裕阶层进军墟镇、进军工商业的趋势和力度，也折射出了寻乌富裕阶层就业观的实际状况。 出于生存压力和发家致富的激励，众多缺乏资本和机缘开店的寻乌人，则利用自己天生的力气和地处边境的地缘优势，“农隙负贩米盐”[4]，成为来来往往的小贩和“挑脚”。刘步权(1918年生)，原籍寻乌篁乡，他的祖父迁到寻乌城租田种，兼开伙店；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19岁小学毕业后帮助家里经营伙店，并开始跟人合伙做生意，从唐江、信丰等地贩牛、猪到寻乌卖；40年代出生的古伟富(篁乡人)，他家10姊妹，全靠他父亲挑米下龙川，挑盐回来，出卖后养活全家；1920年出生的陈亚魁(原籍平远县)，22岁逃“抓壮丁”到寻乌后做了挑脚，“挑了十多年”，并在寻乌成家立业。④晨光镇上黄村的严水莲(1905年生)，秋收以后农闲的几个月内，天天挑米下广东的罗浮、下兴宁，然后挑盐回来，挑担最远到过信丰；同村的严纯标(1929年生)，17岁开始挑担讨生活，挑纸、红薯、米等下广东，挑盐、糖、洋油、花生油上来；井背自然村的汪广尧(1915年生)，20岁开始挑担，做“盐上米下”的小生意；同村的汪良宾(1918年生)，开始是挑担，二十七八岁开始学杀猪，以后一直以杀猪业为生。⑤寻乌城的水货店主张均益，在开店前是奔走于寻乌与梅县之间的专业挑夫；寻乌城靠“精苦勤干”摆水货摊子发起财来的有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等许多人，“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2](p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