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亚洲主义问题是一个庞大而十分复杂的课题，近年来研究者虽不乏人，然意见纷纭，见仁见智，迄今莫衷一是。争论的焦点是“早期亚洲主义”的性质问题。对于所谓“早期亚洲主义”，有论者解释，乃指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兴亚主义思潮或兴亚论。既然如此，争论的双方，理应以此为中心而展开讨论。古人云：“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撇开中心议题而侈论成篇，是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论者提出“早期亚洲主义”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但对于“多翼”表现为哪些、其中何者属于主流、如何对兴亚会进行分析和评价等核心问题，或避重就轻，或一略而过，不肯多着笔墨，给人以“王顾左右而言他”之感。故笔者认为，对此问题还大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 一 兴亚主义思潮流派及其主次地位 论者指出：“对于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我们主要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兴亚论形成之际，独树一帜，诚属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潮史上占有适当历史地位。”①对“早期亚洲主义”的“中日提携”论做了很高的评价。还进一步提出：“1878年②经由曾根俊虎等人的活动，振亚社(后称兴亚社)成立，主张‘亚洲连带’的‘兴亚’论即战略亚洲主义的提出，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进入‘成立期’的标志。”因此，虽然“早期亚洲主义”是“多翼并存”的思潮，但就矛盾的主次论而言，以曾根俊虎为代表的主张“中日提携”的“兴亚论”，“乃是本期亚洲主义的主旋律”。③既然如此，在考察兴亚主义或“兴亚”论时，就不能仅着眼于兴亚会一家，更不能以曾根俊虎其人为中心。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一叶障目，只看到曾根所代表的一翼，既罔顾曾根以前兴亚论的存在，对与其并存的其他多种流派的兴亚论也视而不见了。若不是在全面考察兴亚主义思潮各种流派的前提下来讨论其矛盾的主次，是不可能真正做出正确判断的。 应该看到，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日本兴亚主义思潮，确实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各种流派纷呈，不只是兴亚会一家，更不止是曾根俊虎所代表的一派。流派与流派之间，其主张既相互影响，其成员又互有交叉，而且每一流派之中还有派别，它们或同中有异，或迥然异趣。即或是兴亚会，也不是单一的流派，而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以，要想全面地了解当时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首先必须扩大研究的视野，不能仅限于兴亚会本身。关于兴亚主义思潮流派种种，名目繁多，难以一一列举，兹择其要者略作评述。 (一)宗教启蒙派。如真宗兴亚论，以小笠栖香顶为代表。小笠栖香顶(1831-1905)，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教派僧人。他认为：“佛法兴于天竺，至中国、日本。方今印度先衰，中国次之，日本尚有可取焉。”④所以，应以日本为主，到中国开教，启蒙华人皈依日本真宗，并连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共同对抗西方的耶稣教。所作《日本刀》诗有云：“报国精神凭剑彻，勤王事业盖棺知。”⑤可知其内心世界是热衷于日本国权之伸张的。小笠顶于1873年和1876年两次来华传教。第一次在北京龙泉寺挂单时，曾为潜伏于北京的岛弘毅等三名日本军事间谍教授汉语。⑥第二次是偕谷了然等僧人一起西渡上海，开上海别院传布真宗。此举得到了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偕谷了然曾有诗记此行道：“欲化世界五大洲”，“先度支那四百州”。可见其野心之大。故有日本学者称他们是“充当了伸展国权的先锋，做了国家的别动队”。⑦这话是不错的。上海别院开张后，尽管活动甚力，然影响终究有限，根本无法与西方的在华宗教势力抗衡。 (二)文化复兴派。如国粹兴亚论，以三宅雪岭、冈仓天心等人为代表。三宅雪岭(1860-1945)，以评论家而著名。他与杉浦重刚、井上圆了、志贺重昂等人创办政教社，先后出版《日本人》、《亚细亚》、《日本及日本人》等杂志，反对欧化主义，主张坚持国粹主义，认为日本是亚洲文明的真正继承者，对复兴亚洲负有责任。此派的政治主张本质是日本中心主义，维护天皇制国家，属于国家主义。正像江户时代的日本中心主义演变为“大日本帝国”构想⑧一样，建立在日本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国粹主义也必然要融入到维护“大日本帝国”构想的思想体系之中。果然，后来政教社便发动了“对外强硬运动”，鼓吹要采取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冈仓也提出要“为明治维新的理想，为宝贵的古典文化遗产，为整个亚洲复兴的和平理想而战”。⑨此派的活动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整个中日关系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 (三)自主联盟派。主要包括同等兴亚论和革命兴亚论两种。 1.同等兴亚论，以植木枝盛为代表。植木枝盛(1857-1892)，是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其思想核心是人民主权论，主张“天下万人”皆平等，国家之间亦应如此，提出“国家同等论”。进入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加紧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民权论者的立场开始分化：或谓“民权即国权”，倒向了国权论，起而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扩张行径辩护；或仍坚持民权论立场，对日本政府的无理举措进行抨击。后者警告当局在与“邻邦交集间，不可有悖条理，失信义”，竟采取“轻侮弱小之卑劣处置”。并对“琉案”引起的中日交涉表示忧虑，指出日本不应见中国国势日弱而予以轻蔑和侮辱，因为日本无法单独确保一国的繁荣与独立，必须采取“合纵连横”之策，与中国结为兄弟互助互援，同晋贸易大国之列，才是图谋日本在亚洲拓展之路。⑩植木枝盛则发表题为《论应让琉球独立》的文章，批判西方殖民活动是用“武威腕力”进行侵夺的“野蛮行为”，并谴责日本政府仿效此类野蛮行为对琉球“强行处置”，既“残害人类自主之理”，亦形同“国家同等论之贼”。(11)与其他主张中日“提携”或“合纵”的流派相比，此派强调“国家同等”乃其一大亮点，是值得肯定的。惜乎曲高和寡，响应者寥寥无几。其后，日本国内政局逐渐稳定，包括植木在内的许多民权论者也转向热衷于仕途，此派亦趋于式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