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3-0170-14 《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是清末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文汉学期刊。① 这份25卷的杂志总共有150期，近1万页，内容极其丰富。该刊的主要篇幅由900余篇专文组成，包括论文、书评和翻译三大类。按照创始人的设想，《中国评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包括“中国、日本、蒙古、西藏、东方列岛和一般意义上的远东地区的科艺、人种、神话、地理、历史、文学、自然史、宗教等方面。”②不过通观整个期刊，对中国以外地区的研究只有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并且数量十分有限。据笔者统计，《中国评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和历史。 《中国评论》的撰稿人绝大多数是在华的西方侨民，包括传教士、外交官、海关职员和香港政府的公务员等，当然也有少数欧洲本土的汉学家如德国的嘎伯冷兹(Georg Von Der Gabelentz)和香港的华人如何启(Ho Kai)博士等参与其中。《中国评论》较为活跃的撰稿人包括“翻译中国经书的著名英国学者理雅各(J.Legge)，在广东设立‘嘉约翰精神病收容所’的美国籍传教士嘉约翰(J.G.Kerr)，南洋史研究的开拓者、英国驻华领事费笠士(G.Phillips)，上述的俄国人贝勒(E·Bretschneider)，英国的庄延龄(E.H.Parker)，德国的艾德(E.J.Eitel)等，都是毕生从事中国研究的笃学之士。”③ 一 变动不居的西方汉学 “汉学”(Sinology)一词，内涵颇为复杂，其准确定义是什么？“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认真地分析它，我们至少必须写一部专书。”④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汉学”是“19世纪产生的用-ologies表示‘领域’的许多词汇当中的一个，在英语里是相当年轻的词。第一次见于1838年，不久，再次见于1857年，现在‘汉学’已被废弃不用，它是一个像‘占星术家’一词那样会引起不愉快的词汇。”⑤ 虽然当代的西方学者不喜欢使用“汉学”一词，但这个词汇在19世纪时还是颇为流行的，尤其是在19世纪的后半期。据《中国评论》的转载，1876年的Academy杂志上刊登了一封信，专门讨论“汉学家”一词：“据我的观察，汉学家(Sinologue)这个新的词汇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但这个词汇显然具有法语的色彩，为了适应英语的需要，必须把“Sinologue”改为一个真正的的英语词汇“Sinologist”，“Sinologist”一词“应该在我们的字典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主要是因为“‘汉学家’(Sinologist)的精确内涵指的就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而‘中国学者’(Chinese Scholar)一词所指的内涵就比较模糊，它既可以指一个中国本土的学者，又可以指一个以中国语言为研究对象的非中国籍(non-Chinese)学者。”⑥进一步分析上述引文，会发现至少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汉学在其时已经是一个开始引人注意的研究领域了；其二，汉学的内涵指的是非中国籍学者对中国语言等内容所进行的专门研究。 另外，在英语中“汉学”(Sinology)的“ology”“作为词根表示用历史上的文献、文字研究历史，还表示‘领域’，因此形成汉学一词”。⑦ 可以进一步参照法国人对“汉学”一词的定义。“法国人对‘汉学’的界定远不如今天中国学界理解的那样宽泛。按照法国权威的《小罗伯尔辞典》的解释，‘汉学’乃为‘关于中国的研究的总和’。这里有两点似应特别加以说明：一是该词条紧随‘总和’之后还有一个括弧，注明‘语言、文明、历史’。即是说，汉学研究的内容一般仅限于这三者。二是当‘汉学’一词生成之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汉学界，几无中国学者的踪迹和信息，因而该词自然就具有了一层隐含之义：即，对象国(中国)学者的研究并未包括在内。把以上几层涵义联结在一起，或可以辨析出作为汉学发源地的法国在确立此一学科时对它的界定：‘汉学’指涉的是一切非中国人而为的关于中国的学术性研究(以语言、文明、历史为主)。”⑧ 二战后，西方汉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所谓的“Chinese Studies”(Etudes Chinoises)，被译为“中国研究”、“中国学”，也有译为“汉学”的。总体而言，“Sinology与它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但“如果一定要作区分的话，Sinology更多的是指‘传统汉学’，强调了该学科的古老性，多一些欧洲色彩，多一些人文精神；而Chinese Studies强调了当代意识，侧重于当代和现实问题。”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与二战前的“汉学”(Sinology)相比，战后西方的汉学研究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已有了一定的出入，如后者更侧重于政治等领域，并且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海外华人(华侨)也不断增多。 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汉学研究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与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李学勤在论及汉学研究的方法时也指出了这一点：“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尤其要注意，汉学家的思想观点常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即使是研究一位汉学家，甚至他的一种论著，也需要广博的知识和深入的分析。”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