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 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8)03-0131-07 在晚清历史中，徐桐是一位复杂、重要、众说纷纭的人物。有人誉之为“雅负时望”的“端人”，“宋学宗师”，有人斥之为极端守旧派首领。本文不想对徐桐进行全面评论，只拟就其自强观略作剖析，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徐桐“以汉军起家翰林”[1](P313)，同光两朝，深受慈禧倚重，“邀不次迁擢，直跻崇阶”[2](上卷)，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感涕交集，时思“何以报高厚耶”[2](下卷)。 徐桐早年“取宋儒之书读之，熹曰：‘此吾人立身之根本也。’自是研究宋学勤恁”[3](P70)，终成“一时宋学宗师”[4](P247)。徐桐既伏愿皇上以理学治国，“由修齐以进求治平”[5]；又崇尚气节，廉介自恃，“取与不少苟，是以官愈贵而家愈贫，尝谓门人曰：“人为贫而仕，我为仕而贫。”[3](P70) 时人说：徐桐“固近世之端人也，亭亭以名教纲常自负，然一间未明，遂致身死族亡名败，为天下万国訾议，呜呼可悲矣”[3](P70)。这里所谓“端人”系指徐桐正直、清廉、忠于清廷、维护纲常名教。所谓“一间未明”系指徐桐参预己亥立储和支持义和团“灭洋”斗争。己亥立储实乃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义和团“灭洋”斗争，虽然带有“笼统排外主义”色彩，但其实质却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 徐桐支持义和团“灭洋”斗争并非偶然，而是其“攘夷”思想的必然结果。时人说：徐桐“雅负时望，主攘夷”[6](P359)。所谓“主攘夷”就是基于宋儒“夷夏之辨”而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清朝统治。正因为“主攘夷”而促使徐桐萌发了自强观念。揆诸史实，徐桐的自强观念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即同治十二年和光绪二十一—二十三年。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二十日徐桐在《敬陈安危大计折》中，首次请求皇上“专意修攘为自强计”[7]，而徐桐之所以提出这种请求，缘于外国殖民侵略所引起的忧患意识，意在防止外患，谋求自立。他说： 窃维中国之有外患，犹人身之有疢疾，疢疾已深而不治，外患已伏而不防，未有不致颠危者也。我皇上御极以来，削平发捻，底定中原，内外臣民莫不延颈望治，独有夷人久居腹地，十余年来维持和局，百计羁縻，中外无事为福，而夷人固无日忘情中国也，肆意要求，糜所底止，请觐之举，固彼所深心熟计于数年之前者，今皆各遂所欲。臣亦知成事不说，顾仍不甘缄默，必欲披沥以陈者，盖以和局终不可恃，愿皇上专意修攘为自强计耳。 夫夷情桀骜狡猾，本属难制，若狎而驯之，必至餍夷人之欲而止，万一事机叵测，断难曲从，不得已而势将用武，孰为皇上折冲御侮者，此臣所为日夜寒心而不能已于言者也。[7] 众所周知，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势力业已从中国沿海深入到长江流域，虽然中外维持和局十有余年，但外国侵略势力却“无日忘情于中国”，内则“因传教而召党类”，导致教案频仍，并有“请觐之举”，外则蚕食中国四邻，窥伺中国边疆，俄国公然乘阿古柏侵扰新疆，出兵占领伊犁。徐桐认为“夷情桀骜狡猾”，欲壑难填，“万一事机叵测，断难曲从，不得已而势将用武”，因而“和局终不可恃”，必须绸缪自强，内修政事，外御强敌。“治国如治疾，然元气既固，则寒暑不得侵陵，要在迪简才能，固结民心，厚裕度支，亟修边备，以为缓急不虞之用而已。”[7] 何谓“迪简才能”？徐桐认为“自古郅治保邦之要，首在得人，当非常之原，尤必待非常之士”。中国怀忠抱义，留心国计，“孰知外夷情形”和“久在行间，枕戈待旦，思得尺寸，以建功业者”所在多有，“乏才之说”并无根据。问题在于要为“用才”而注意“储才”。 应请密谕中外大臣，申明此意，各举所知，无论中外文武以及布衣之士，均令调取来京，恭候简用。果其才识优长，绰有建白，或志行纯笃，不为威怵，不为利疚者，历试以验之，特擢以任之，并请谕知各督抚，于久在军营立功之文武大员，酌保数员，饬令来京恭候召对。既广旁求之路，又杜倖进之阶，冀得忠义豪杰之士，为国家干济艰难。倘荷圣明垂询，俾得各抒所蕴，必当感激恩遇乎自濯磨以求有所建立，而知人善任，是又在圣主之权衡矣。[7] 何谓“固结民心”？徐桐认为“民心之向背，治乱安危之所系也”。现今影响民心的有两大因素：一、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教民狼狈为奸，鱼肉乡里，官府“袒教以抑民，徇夷而废法”，必然激起人民抗争，“始则不附教民，继且不服官长，法令所不能及，势不得不临以兵戎，愚民无知，谓国家以教民之故，陷民于不法，群情愈惑，众志愈离，此尤不可不先虑也。不但此也，夷情狡谲，变态万端，有设利以诱蚩氓者，有恃强以欺商贾者，借端生事，起伏自由，无非挟官以虐民，民气不伸，民心安能自固”。解决之道“惟有予官吏以控制之权，凡遇民教交涉事件，务持情法之平，勿袒教以抑民，勿徇夷而废法，显行董戒之条，隐弭勾结之患，是惟在良有司之尽心民事耳”。二、民生困苦。“夫小民之穷苦垫隘无所控告久矣，伏愿皇上处宫廷安乐长思闾阎疾苦，敕下各省督抚，实力筹备教养之方，农桑树畜培其养命之原，劫夺豪强去其剥肤之痛，然后广行教化，养其廉耻，庶外夷饵民之术无可施，而奸民揭衅之谋无可逞矣。”[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