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在晚清历史上虽非特别显赫的人物，其生平经历却也值得关注。他以科举正途出身，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也充任过直隶州知州多年。在“知天命”之年，他却做出了辞官到保定莲池书院执教的选择，以至当时有“上下惊叹以为奇事，倾倒一城”的非常反响。①事实上，吴汝纶此举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特定境遇下基于心性志趣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以往有关吴汝纶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论述其执掌莲池书院前后十数年的文教思想和实践活动，②吴氏弃官从教这一重大人生转折所关涉的丰富历史信息则较少进入学者视野。倘若循着错综的人事脉络关系，寻绎和解读吴氏本人及相关人物的生活志趣和心理情状，重现导致吴汝纶弃官从教的历史情境，从而在较为宽阔的视野内观照世情，既知人，又论世，对一位学者“超俗”而又不失理性的人生“转轨”做一次全面的考察，或许会加深对吴汝纶内心世界的了解。 官场境遇 吴汝纶跻身官场，有着科举正途的初阶。他于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授内阁中书。但吴氏没有在京实履此职，而是做了曾国藩的幕僚。曾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又奉旨“剿捻”，后又回任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期间吴汝纶皆随其身边，学问的长进之外，因耳濡目染，对吏事也逐步有所熟悉。曾国藩一直努力为吴汝纶日后的出路铺排，同治八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奏荐吴氏“改为直牧同知，留于直隶补用”。③吴氏获引见并奉旨“以直隶州归直隶补用”，获职尚高于曾所保“同知”，吴氏因而感言“此举主为上所倚重之力也”。④然而，正当吴氏候补期间，发生了天津教案，案事未结，就有曾国藩回任两江、改由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人事变动。据吴汝纶日记，曾氏原本打算让他跟随南下，吴氏自己也有相随的准备，而李鸿章却认为，其人既“已奏保改外，专为畿辅吏治立言，此时不便调往他处”。据此，有论者认为这是“曾李二公争欲得先生自助也”。⑤吴汝纶虽被留在直隶，但他还是先陪侍曾国藩南下，顺便回乡度岁，于同治十年春奉父母、携眷属北上。同年六月，吴氏到深州知州之任，正式成为李鸿章属下的地方官员，而曾国藩则在第二年春天去世。吴汝纶在深州任不到两年，因父去世，遂去官守制，期间入江苏巡抚张树声幕。光绪元年(1875)孟秋其母又卒，吴汝纶再度丁忧，期间于光绪二年仲秋入李鸿章幕，光绪四年家居营葬。服阙，次年九月署天津府知府，光绪六年二月卸此职事，次年三月任冀州知州。吴氏在此任时间最长，直到光绪十五年二月正式卸任，赴任莲池书院山长的教职。⑥究其主要经历，他做幕僚主要是在曾国藩门下，在李鸿章、张树声幕中的时间皆不长，而做地方官主要是在李鸿章属下。 人们注意到，吴汝纶在李鸿章属下为官多年，却“卒未荣一衔、进一秩”。⑦究其原因，有议者归结到吴氏的品性，说他于李“无分毫私也”。⑧吴汝纶之子吴闿生则说：“唯文正公(曾国藩)最知先君，文正薨，先君益孤立无所恃，以故入官二十年，同列多跻显要，或膺方面重寄，立盛名于京朝，而先君不进一阶，不加一秩，久之，卒谢病去。”⑨这里似乎又暗示其父在曾国藩死后因不获上司识拔而困顿仕途，显然是指李鸿章而言的。李鸿章晚年曾被讥“滥用乡人，而颇遭物议”，⑩可是，他何以对于吴汝纶这样满腹经纶的同乡才俊未予垂青；或说并不是李氏不予举荐，而是再三欲荐，吴汝纶自己“不屑就”，个中缘由实未可知。但吴氏仕途蹇滞确是实情。吴汝纶在给其弟的信中表达了内心的失落、抑郁和不平：“以吾自揣才力，视今之州县之有名者，未肯遽让，即视今督抚司道，吾亦无甚愧焉，而久于州县，则意颇不平，不平而不欲露，又不欲求人，则徒抑郁，终无能伸之日。”(11)这是吴氏决定辞官从教前后的由衷之言。试想，吴汝纶本非刻意钻营之辈，在其人求仕之心尚未尽泯之时，李鸿章能够及时和真正地荐拔他，吴汝纶怎会拒绝？至于有论者谓李鸿章曾再三欲荐之说，考究起来，恐多是在吴氏弃官从教之后，所荐者不过为吴氏议加荣衔，(12)或是屡议其改入幕府而已。(13) 当然，在吴汝纶居官期间，也有过别人为他议保之事，但不是李鸿章。据吴氏所忆，一是“天津道吴香畹保我一知府衔，吾闻面辞，香畹谓文牍已详院矣，吾乃至幕府”，“自将贱名删除”；再一次因为在冀州劝赈事，“胡云楣观察，又议定列奖，吾度不可辞，乃怒激之曰：‘君岂欲收我为门生耶？’胡公乃已”。(14)也许，有关欲保奖他的人物，事先或与李鸿章多少有关，但无论如何，实在找不到李鸿章直接力荐吴氏的事例。 仕途上的蹇滞，自然更会强化吴汝纶对官场的厌弃心理。而从其人心性、志趣上看，他本来即对宦事不热衷，也不适宜。尽管他有勤政为民之志，也不无待机升迁的念头，(15)但终归书生本色难改，对官场难以适应，甚至视为窘苦之事而每生退意。他曾对家人坦言：“吾性爱读书，于官不相宜”，对能辞官辞荣者“吾甚羡之”，而疲陷于官场宦事之中，“此岂吾心所安者”，“念之怅然”。(16)在深州任内，他即有“折腰尘土，行止不得自由，令人生拂衣江湖之想”。(17)在冀州任的最后几年中，昔日同幕之辈纷纷被保获迁，当有他可能被保荐的消息传来时，吴氏却表示，“今栖迟此州，意在吏隐，不复挂怀时政，亦无意于升迁”。(18)在任莲池教职前，他屡次拒绝入都引见，在致弟书中说：“吾决不引见，缘时时萌归志，无意进取。又吾无上交之才，无左右游扬之人，无冒耻干求之术，虽引见亦无升官之望，徒多此一举耳。”(19)引见在当时官员中通常被视为荣幸之事和望进之阶，像吴汝纶这样坚决拒之者似不多见。当然，他并不是懵懂赌气，而是基于对自己“劣势”条件有自知之明。他所谓自己的“三无”，对于当时官场争竞来说的确是致命缺欠，而其中“无冒耻干求之术”一条，则更是一个关涉廉耻道德的问题。吴汝纶自言：“今人升官发财之术，吾尽知之”，只是不愿学之而“改节事人”。(20)知情者说他“性刚，不能屈意于人”，(21)故而“不乐仕宦”,(22)应该说是中肯之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