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08)01-0024-05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以屈辱开端，沿觉醒、奋发伸延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惊醒过来的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以痛苦的心境和无奈的勇气，直面西方列强借坚船利炮和鸦片裹挟而来的西方近代工业文化，反思作为自己的生存空间的中国传统本位文化的功过利弊，在中西文化存在的价值、意义和功用的比较中，拉开了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序幕。 早在20年代，梁启超先生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就曾指出，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构性变革经历了三个阶段或层面，即器用技术的表面改变、政治制度的变化和国民价值体系、心理结构等的变革。大体而言，这是符合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实际的，也体现出了在两种异质文化接触时低位势文化向高位势文化攀缘的一般规律。但笔者认为，从当时文化变革的主体——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的文化观的嬗变中，或许更能准确透析和完整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和必然趋势。这种文化观的嬗变，体现于对中西文化的情感贯注、价值判断、方法选择、存在审视和关系架构等方面，构成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动态全景图画。今天，重新省察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文化心灵的发展历程，对于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进文化，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从“言技”到“言政”：传统本位上的嫁接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1](P251、252)。这种文化归约主义的论调并非完全科学，但却自有其深刻之处。它凸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时代差距，有助于我们超越民族义愤，透过军事和政治冲突的层面，去探寻中国社会变革背后的文化根源。 以儒学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重德行，轻功利，具有明显的内敛属性，是一种在农业经济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业文明。公允地讲，它曾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农业文明机制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便逐步暴露出来，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惰性力量。生逢“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转折时期，龚自珍有感于封建文化专制所造成的“尽奄然而无生气”、“万马齐喑”的僵滞之局，提醒封建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只可惜，他的呼吁在当时很快就成了空谷绝响。满清统治者沉溺于天朝大国的优越感中醉生梦死，而广大的“士”阶层则在满清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和思想文化上的文字狱禁锢下埋头于故纸堆，皓首穷经。与此同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全面完成以后，逐步确立了重功用、重效率的外向型的文化格局。当它的文化能量超出其自身所能容纳的限度时，便以极为野蛮的方式来敲击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时代差距，以大刀长矛与坚船利炮进行拚杀的表面化形态表现出来，注定了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在匡时济世的历史责任感的驱动下，痛心疾首的中国文化精英怀抱着悲壮的忧患意识，走上了救亡图存的漫长道路，对西方工业文明做出了被动而悲怆的回应。魏源，一位“具有时代界碑特点的文化巨匠”[2](P199)，愤笔而撰不朽名著《海国图志》，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通过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等先进技术而富国强兵，成为以后洋务运动的思想先驱。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再次惨败，使知识阶层中的更多人认同魏源“师夷长技”的自强之方，成为洋务运动的催化剂。“自从失香港、烧圆明园之后，感觉有发愤自强之必要，而推求西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炮利’。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就因这种目的设立。”[3](P33)冯桂芬认为：“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4]，并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5]，初步构建了“中体西用”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左宗棠为重刻《海国图志》作序，也说：“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张之洞对洋务运动的文化方案作了集中表述，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6]。在以洋务派为主要代表的广大知识阶层的心目中，千古不变的纲常名教乃中华立国之本，“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邦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7]，而西方文化只是具有工具效用的技术文明制度，因而希望通过对西方技术文明的直接引入，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效对接，体用兼资，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的覆没，充分暴露了中国官僚制度的腐败性，也宣告了洋务运动及其文化基础“中体西用”的彻底破产。知识阶层的文化心灵在又一次经受沉重打击的震撼下，转入对洋务运动失败之教训的反省和对自强之路的进一步思考。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中秉笔直书：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更在于“议院上下同心”及其相关制度的保证，“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而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乎？”[8]于是，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被提到了近代文化变革的历史日程上来。 维新派提出了以君主立宪为中心的渐进改良方案。康有为托古改制，旁采外国，“务在变法，期于发明新义，转风气，推行新政”[9]，主张“不妨以强敌为师”，“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10]；梁启超直言变法救亡之必要性：“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11]但在后党顽固势力的强有力的遏制下，这场持续百日的戊戌变法短命而夭。以革命的暴力推翻满清的帝制，成为进步志士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