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8)03-0106-10 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其基本含义是指中国文化由古代转化到近代。具体来说，是由基本封闭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定孔子与儒学为一尊的，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自由与兼容的，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对于像中国这样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这个转化过程是相当长期和复杂的。我认为，在中国，这个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①。我将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作为考察范围。因为，我觉得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民族觉醒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有很高程度的共识。再则，新文化运动在一些最基本的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例如，倡导开放的文化观念；传播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强调自由和民主的落实，并将其与个性解放紧密结合起来，等等。可以说，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沿着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方向继续前进的。所以，尽管中国的文化转型仍在继续，但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据此，本文即就这个时期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作些分析和评述。 一、文化转型中的困惑 从晚明开始，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已经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但毕竟仍没有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笼罩。所以，当鸦片战争的结局带给中国丧权与屈辱的同时，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示了完全不熟悉的近代文化。尽管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的观念，但这种外来文化的先进性，终究还是会逐渐为一些人所见识。由此便产生了一些长期不易化解的矛盾与困惑。 第一个重大的困惑是中西问题。 中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且是独立的，连续不断的，所以，文化积累极其丰富，数千年来不曾遇到任何真正的挑战。中国人视阈所及的范围内的其他民族，其文化发展都不同程度地低于中国。中国读书人寝馈于丛如山积的文化典籍中，从未想到在中华之外还有其他高等的文化，还有可与中国相比肩的拥有高等文化的民族。这种心理几乎是牢不可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累次遭遇西方列强的侵夺，割地赔款，受尽屈辱。在如此情况下，绝大多数士大夫仍不肯承认我们有不如人处。一则，西人形貌、言语、行为皆属异类。在中国人的观念和字典里，异类只能是蛮夷。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说，每一个层次的相对稳固的群体，也都把他们自己作为观察他们群体以外的一切事物的尺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尺度。既然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里，自己民族以外的民族都是蛮夷，那么，这个陌生的西方民族，也必定是蛮夷。更何况，西方列强强卖毒品，掠夺土地，虐杀人民，其所作所为又确有与蛮夷相类之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长久难以消除。魏源的“师夷长技”，冯桂芬的“采西学”，不过是对西方列强所拥有的文化的一种极其表浅的认识。由此引发的洋务运动也长期未曾得到多数读书人的认可，经常受到攻击和辱骂。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这同样是根深蒂固的。直到洋务运动遭遇失败之前，洋务仍未得到读书人普遍的认可，只是事实上被容忍了。其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在传统士大夫们看来，工艺之学，以及相应的“奇技淫巧”之类，西方即使稍占优胜，亦无损于中华文明在礼教等方面的优越地位。当康有为、梁启超辈进而提出变革制度的主张时，遭到强烈的反对，理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礼教之大防不可违。然而列强之割土地，建租界，主海关及领事裁判权等等，都早已破坏了祖宗之法；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皇帝及太后狼狈西逃，此时，尚何有礼教之大防！可是，在中国人自家圈内，讲说中华文明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仍是大多数读圣贤书者深信不疑的。正因如此，在经历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直至君主制被推翻，成立民主共和国，仍有很多读书人，甚至是很有学问的人，如王国维、罗振玉、沈曾植等，仍以改革与革命有损于中华文明之传统而宁做大清之遗民，坚不肯断发易服，做共和国的国民。 民国建立后，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缺乏必要的支持力量，共和派不能掌握政权。而旧营垒中又派别不一，想完全回复旧制也归于失败。于是，整个社会呈现无序状态。这时，以中国文化护法者自居的人们便纷纷出来，大讲一切问题都出在效西法上。中国自古依孔孟学说，上追三代之遗风，下垂礼、义、忠、信之教；要摆脱当前这种混乱无序，道德堕落的险境，必须摈弃西法，回到孔孟学说的轨道上来，也就是必须回到中国固有的传统上来。他们认为，如果真正按孔孟之道去做，中国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过去的种种失败，不是因孔孟之道不足以应世变，而是人们不识真正的孔孟之道为何事。主张借鉴、学习西方的人，面对当前的形势，则说眼前一切弊病不是效西法而致，乃是人们未知真正的西学、西法为何事。 应该说，两方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前者所说，是把孔孟学说高度理想化。其实，孔孟学说中，凡涉治国平天下者，都属理想。而对于如何实现此理想，其方法、手段、途径，或则根本不谈，或则言之笼统，不切实际。所以，孔孟学说完全付诸实行是根本不可能的。孔孟学说从积极的方面说，其最大价值是帮助养成君子人格，然修身、进德，为人生除衣食等事之外最为切近之事，所以孔孟学说之于人生之影响亦最大。以此，每次文化演进的重要关头，传统思想观念都能挟孔孟学说以与新观念相颉颃，成为一种阻力。由于时代提出的尖锐挑战，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问题。在这一方面，人们很难从传统和孔孟学说中找到直接有用的答案，而不得不“向西方寻求真理”。何况，孔孟学说中，虽有不少有益于塑造君子人格的内容，但它同时也含有大量宗法伦理的内容，束缚人的个性。所以，对时代最敏感的青年，绝大多数都不肯尊信以孔孟学说为核心内容的传统道德。 近代以来，中国人了解西方和西方文化，大体不出以下几种渠道。1，西方来华人员，包括外交官员、商人、传教士和少数在教育界、新闻界、金融界、海关等部门从业的人员等。中国人中能够和这些人发生来往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2，中国派出人员，包括驻外使领人员、驻外商业机构人员、留学生和访学人员等。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未能深入所在国人民的生活中去深入了解那里的文化，也未能更多地以口说或文笔向国内普通民众系统介绍外国的文化。3，报纸刊物。从清末以来，报纸刊物逐渐形成中国近代传媒系统的主干；广播事业兴办很晚，且极不普遍。报刊中有一部分常能介绍一些外国的消息、事件、人物及各地风情。自然只能是一些极其肤浅的，支离片段的，有些难免还是错误的。4，译书，清末至民国时期所译外国书，主要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书，政治法律方面的书，文学艺术方面的书，高等学校的教材，以及少量学术方面的书。因为国家常处于战乱之中，译书的工作缺乏较好的组织和计划，或者是为应付急需，或者是出于商业利益，或者是其他偶然性的原因。这样不成系统的翻译介绍，自然难期更好的效果。所以，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仍然缺乏了解，历次有关文化的论争表明，反对西方文化者对西方文化固属隔膜，即赞成学习借鉴西方文化者对西方文化，有些亦属一知半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