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邀请参加这个笔谈，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个笔谈是根据我在2007年7月参加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的国际会议的发言。大家知道，我对城市史从来没做过专题研究。以前，我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我长期关心的是农村社会和民众运动，也写过专著。前几年，我的一些研究生对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城市文化作过博士论文研究，我是通过他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主编了《中国城市的重塑》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Joseph W.Esherick,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H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我对中国城市史的了解，多半是从这些学生或者其他海外学者(如王笛教授，卢汉超教授)得到的。我在知识和诠释上的不足之处当然得由我自己来负责。 这里我想讨论的议题是现代城市物质空间的变化与现代城市居民文化之间的关系。我特别关注城市改造——即从清朝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中国城市的改造体现在许多方面：城墙被拆掉；街道被拓宽拉直，并铺设了柏油路；开辟了许多新的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和体育场；新式的建筑物如博物馆、图书馆、礼堂、电影院，百货公司也出现了。我们现在对这一类城市空间的物质改造了解得比较清楚。不过，我觉得更重要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些新的空间如何促进了新形式的人际交往和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出现，从而形成了各种新形式的城市文化。 我在这里想提到一点我个人的背景。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在以前许多非常有趣的交谈中，我父亲常常对我讲述他的工作。他在设计新医院时，必须要考虑到如何使病房和基础设施适应不断发展的医疗技术。设计办公楼时，也一定要想到如何在楼房旁边设计一个院子，为人们在工作中间提供休息、吃午餐或喝咖啡的场所。什么样的小学操场最能够鼓励学生玩，具有创意的游戏是学校设计不容忽视的内容。我父亲对历史也很感兴趣，因此，我们也经常谈到欧美建筑史：例如当壁炉最初出现在普通人家的客厅里，它如何影响了人们在自己的家中聚集的形式；当单独卧室出现时，又是如何和新的隐私观念相关连的；抽水马桶和下水道，这些新的物质条件又如何影响了新的个人卫生标准。所以，我自己的家庭经历很早就让我考虑到建筑设计和人居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我这些想法要是在某些方面有些意义的话，应该感谢我的父母。 那么，中国现代城市是如何改造的？城市居民生活和互动的空间是如何再造的？在我的研究生和其他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我发现最突出的一个规律是中国各地城市改造形式的惊人一致性。让我们来仔细讨论这些最明显的变化，考虑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现代城市文化的产生。 1.城墙。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与城墙相关的。城市作为一个概念是由城墙来定义的。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就具备了城、池。自明代以来，城池变得特别的高大雄伟。当西方人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往往惊叹城墙的高大和城门的雄伟。城墙体现了国家的权力和天朝帝国的威严。城池保护了代表皇权的官府衙门，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殊地位。但是，在近现代，这些城墙越来越被视为阻碍贸易流通和人们出行的历史遗迹，尤其是当城门在日落时关闭，拂晓时开启的时候，大批的商人小贩带着他们的商品，聚集在城门口，常常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 到清末，在大部分城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已出现在城墙之外，实际上，很多会馆都建在城外。这样一来，城墙不仅分割了城市和乡村，而且分割了不同的城区。这样的现象在通商口岸尤其突出，比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在这些城市，外国租界都在城外，华界都在城内。大多的商业活动都在城外进行。 所以，民国时期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首先在天津，外国列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占领了天津市，并且拆毁了城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广州，并且波及到其他许多城市。旧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有轨电车。在广州，拆除城墙的合同交给了电车公司，作为交换，电车公司在城墙的原址上兴建了公共街道。在每一项改造的背后，理由都是相同的：为了促进商贸和方便货物流通，必须拆除造成交通阻塞的旧城门。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城市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何影响了城市生活？显然，这反映了新的社会价值观。商业利益的重要性显然超越了传统城墙所提供的安全和威严。同时，我猜想，这也反映了现代的火炮技术使得传统城池失去了保护功能。当然，面对普通盗匪，城墙还是有效的，所以，许多小城镇和村庄保留了城墙，特别是在深受匪患之灾的河南省。总的来说，商业和经济发展成为现代化的要求，他们压倒了城墙。在现代城市，流动性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个混乱的标志或一种对稳定和秩序的威胁。 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现代城乡关系的变迁。从表面上看，在传统中国，高大的城墙把城市和乡村严格地区分开来，但多位著名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华帝国是没有尖锐的城乡鸿沟的。在他们看来，帝国的精英们，有可能住在城市，但他们具有以农为本的思想，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他们很多人退休后，往往回到乡村生活。那么，在现代，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在教育、娱乐、服装、建筑和妇女地位等方面越来越明显。农村现在已被定性为“落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物质上分割城乡的城墙倒塌的时候，却造成了城乡在文化上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