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是由民间公益团体或个人组织和开展，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对遭遇灾难与不幸的人实施民间性的社会救济行为体系。随着学术界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中国慈善事业史也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视野中一个新的关注点。此前学界虽已进行过相关学术史的梳理，但是，其视点多关注大陆学者的论著而疏忽海外的研究成果，内容上详于古代而略于近代。①实际上，特别是最近五年，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获得了很大发展，海外学人的研究更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故有必要对此重新予以关注。在回顾该研究领域已有学术成果和梳理其发展脉络的过程中，本文拟以大陆学者为主，兼论海外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并试图努力归纳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以供学界同仁讨论和批评。 一、研究发展概况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慈善事业史学术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民国初年学界对古代救荒济贫等慈善救济活动的初步探讨。及至抗战爆发，研究内容始聚焦于难民救助，但进入20世纪40年代便渐趋沉寂。50年代后，相关研究并没有起色，一些文章基本上是把近代中国慈善事业作为地主阶级的“伪善之举”以及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工具进行批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的学术研究才重新起步，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专辟一章论述了教会慈善事业。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及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展开一些有益的学术探索。可惜，国内学界并未积极跟进该领域的研究。1991年，周秋光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慈善史研究取得新突破。此后，史学界一批慈善研究论著相继面世。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迄今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已获得一定的发展，其概况可由以下几个方面观之。 第一，积极举办学术会议，加强海内外学术界之间的交流。1999年12月，“历史上的慈善服务与社会动力”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围绕“近代中国的慈善服务与社会动力”等主题展开研讨，进行广泛交流，对推动慈善史研究起到一定作用。近年来举办的几次社会史年会和国际性学术会议，也都有一些慈善方面的专题论文。 第二，慈善史料整理工作取得进展，陆续刊印若干资料集。首先是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推动下，总会、各地分会和相关研究人员已陆续编辑了关于红十字会发展历程的档案文献。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赵辉主编《天津红十字会九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其次，史学界也整理出版了一些有关慈善事业的文集、档案等文献资料。如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謇研究中心等单位合编《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周秋光编《熊希龄集》(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熊希龄先生遗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盛宣怀档案》(尚未全刊)，收录了经元善、张謇、熊希龄、盛宣怀等人有关慈善救济、慈善教育的电文和信札。三是出版界影印重刊了大型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等编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2005年版)，也为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慈善组织提供了许多便利。 在港澳地区，慈善组织的会史资料编纂也引人注目。如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1871-2001)》(该会2001年出版)；澳门同善堂值理会于1992年、2002年先后刊印了《同善堂100周年特刊》、《同善堂110周年纪念集》。 第三，慈善史研究成果日趋丰富，先后出版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例如，池子华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池子华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玉法主编，周秋光、张建俅等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台北红十字会总会2004年刊印)；王德春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蔡勤禹著《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济——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赵宝爱著《慈善救济事业与近代山东社会变迁》(济南出版社2005年版)；周秋光、曾桂林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朱浒著《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研究内容相当广泛，既有专题性质的，也有通史性质的；既有总论全国的，还有专述某区域或某组织的。 同期，国外学界的慈善史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集中体现于若干标志性著作的问世。像日本夫马进的《中国善堂善会史研究》(同朋舍1997年版)、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研文出版社2000年版)和高桥孝助的《饥馑与救济的社会史》(青木书店2006年版)均有较高学术水准。 二、主要研究成果述评 通过前面简单的勾勒，我们大致可看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取得的重要成果。诚然，众多论著所讨论的问题涉及慈善的方方面面，不可能全部予以介绍，因此只能择其要者，将之分成总论与若干个专题作一评述。 (一)总论 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问题是慈善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少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周秋光、曾桂林认为，甲午战后，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已面临着走向近代化的问题。他们以东南地区社会变迁为背景，论述了清末、民国年间该区域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进而指出东南地区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全国最具典型意义。②他们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城市与慈善事业的关系之后，进一步阐述了慈善事业近代化问题，指出：近代以来，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都集中于城市，而繁荣的城市工商业也为近代慈善机构募捐提供了重要的善源，慈善救济的内容、范围因之而扩充。因此，城市既是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也是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动力源。③周秋光等人还从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兴起与演变两个不同的层面分析了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基本路向。④王卫平也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进行了微观与宏观的考察。他通过对晚清苏州府丰备义仓的个案研究，揭示出传统义仓等慈善机构的功能也趋向近代化；其宏观研究的结果表明，古代慈善机构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重在“收养”，这种理念及其实践在晚清发生了显著变化。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教养兼施”的慈善理念开始出现，教养结合的慈善机构渐趋增多，中国慈善事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⑤另外，朱英、靳环宇二人在关于戊戌时期慈善事业和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嬗变的论述中，也分别表达了类似观点。⑥可见，学界都比较认同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应包括慈善思想理念的近代化与慈善组织机构的近代化两个面相。那么，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慈善事业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周秋光、曾桂林提出其特征体现在慈善家群体的涌现、慈善组织的多样性、慈善资源的广泛性、救济手段的先进性、救济区域的广阔性等五个方面，惟有如此，方可称其为近代化的慈善事业。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