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5-0065-11 作为戊戌维新领导者，康有为的变法条陈，集中体现了他改革思想之精华，是研究戊戌维新运动史不可或缺的史料。然而，晚近以来所刊布的《戊戌奏稿》、《康有为政论集》、《康有为全集》等书刊，对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之记载殊不完备，既未能准确地反映康氏之当时的思想风貌，也不能全面反映康氏之变法活动。有感于此，笔者依据康有为所撰写的《康南海自编年谱》所提供的线索，以及其他变法当事人的叙述，并参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光绪朝录副奏折档》、《硃批奏折档》以及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等档案记载，对康氏之变法条陈，多方搜罗，鉴别考证，对康氏甲午战争后至戊戌变法之前的条陈略予述考，以期引深对康有为变法思想及活动的探讨。 一、乙未年康有为之变法条陈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当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京师之后，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康有为不计成败利钝，引国事为己任，发愤上书言事，于是用一昼夜草拟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此事又称《上清帝第二书》，他代表了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掀起了知识分子干预国家政治的新时代，此次上书虽然颇具影响，但由于守旧派的阻挠，并未能上达清廷。 虽经此挫折，康有为并不服输，一个多月后，康有为的《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折》再次向光绪帝呈递，这就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三书》，光绪帝见此上书之后，格外欣喜，立即命传抄数份，随即又转发全国各地将军督抚进行讨论。此次上书中，康有为响亮地提出了设议郎的建议，略谓： 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① 这种要求清廷实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展现了维新志士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封建改革迥然不同的风格，在全国上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启了清廷甲午战后卧薪尝胆，发奋为雄的新格局，康有为名传都下，影响深远。 接着康有为又赴阙呈递了《上清帝第四书》，进一步发挥其改革思想，要求设议院以议政。由于受到朝廷内部守旧势力的反对，第四书并未上达天听。以前史学界讨论康有为甲午战争战后的变法条陈，大体上局限于以上所述《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以及《第四书》。然而，这种见解殊不完备。八十年代，笔者撰文指出，除这三次影响深远的上书外，康有为还有其他上书，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要全面了解康有为当时的思想及变法活动，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其他几次上书。这些重要的变法条陈的数量远远超过康氏以自己名义呈递的上书。这些至今仍未引起学界重视的条陈包括： 其一，乙未六月十一日，康有为代御史王鹏运草拟《枢臣不职请旨立予罢斥以清政本折》。此折文字不长，却至关重要，该折云： 三品顶戴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跪奏为枢臣不职，请旨立予罢斥以清政本，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近日孙毓汶病请开缺，皇上特允所请，莫不仰赞圣明，以为升平可冀。何也？害马未去，则骐骥不前，污秽既除，则良苗自植，理之常也。今日政府之所谓害马与污秽者，孙毓汶外，则为侍郎徐用仪。该侍郎贪庸奸慝，误国行私诸罪状，臣近与给事中洪良品等已联衔据实纠参，毋庸再渎宸听。迩复风闻该侍郎前次请假之由，因擅割云南边地，与电改借款扣数二事，为同官所诘责。乃该侍郎不知引咎，反与口角忿争，几于声彻殿陛，临当召对之际，竟敢托疾拂衣而去，次日始具奏请假。此事外间传闻甚确，宸居密迩，度不能不微达圣聪。迨数日后，经同官合解，又复颜销假。似此逞忿护前，贪恋禄位，昔人所讥老而无耻者，臣于徐用仪见之矣。 该侍郎品望不重于朝端，功绩未登于册府，特以儤直军机，年劳序进，并不知感激天恩，力图报效。当初任枢臣之始，则把持权势，引用私人，及东事既起，惟知附和孙毓汶，迎合李鸿章，以便其献媚洋人之故智，故此次和议之坏，固坏于李鸿章、孙毓汶之狼狈为奸，亦实坏于徐用仪之迎合附和。 现在时事艰难，正赖政府得人，庶可徐图补救。若孙毓汶虽罢，而徐用仪仍居枢要，势必内为孙毓汶之传法沙门，外为李鸿章之暗中线索，寅恭之雅不闻，掣肘之形时见，有妨时局，为患方长，相应请旨，将侍郎徐用仪立予罢斥，以为为臣不忠之大戒。 夫群臣之进退，皇上与枢臣议之；若枢臣之进退，则在宸衷之独断。自来权臣窃柄，去之最难。其巧佞足以动人主之矜怜，其诡谲足以杜同僚之非议，非圣明洞烛其奸，则用舍鲜不为所惑。臣职司拾补，于人政之大，例得再三力争，初非有憾于该侍郎，必欲去之而后快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② 此折弹劾的徐用仪，字筱云，浙江海盐人，长期在总理衙门任职，为后党核心人物孙毓汶之心腹，并被援引进入军机处，甲午战争中对光绪帝作战主张百般阻挠，力主割地赔款，与孙毓汶在军机处狼狈为奸。在孙氏被光绪帝撵出军机处之后，徐用仪势孤力单，因此王鹏运上书弹劾，很快被光绪帝罢免。这样一份关键奏折却出自康有为之手。康氏年谱称： 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吾说以先变科举，决意欲行，令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将次第行之。然恭邸、高阳以常熟有毓庆之独对，颇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孙毓汶、李鸿章后，渐不和矣。常熟内畏太后，欲托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时孙毓汶虽去，而徐用仪犹在政府，事事阻挠，恭邸、常熟皆欲去之，欲其自引病，迭经言官奏劾，徐犹恋栈。六月九日草折，觅戴少怀庶子劾之，戴逡巡不敢上，乃与王幼霞御史鹏运言之，王新入台敢言，十四日上焉。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