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谐音:货币紊乱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民生

作 者:

作者简介:
贺水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1840-1949年,是中国政治动荡、社会极不和谐的历史时期,期间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和战争。究其因,除了西学东渐、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冲击、制度冲突、社会矛盾激化以外,还由于货币制度没能“配伍得当”。紊乱的货币体系成为近代中国动荡之源,并严重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1934年废两改元以前,近代中国两、元并行,银、铜并用的货币体系,提高了交易成本,减缓了商品流转速度,阻碍了经济发展;也给社会民生造成种种不利影响;银价、铜价、物价大幅度变动,更使老百姓深受双重通货膨胀之害。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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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F822.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08)05-0160-14

      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出了中世纪,自此以降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是中国积贫积弱、社会极其动荡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充满了不和谐的社会,期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一系列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为什么近代中国会有那么多的革命和战争?除了西学东渐、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冲击、制度冲突、社会矛盾激化以外,还有没有经济因素的作用特别是金融货币紊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金融是一国经济的中枢,而货币则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因此货币制度、货币体系是否“配伍得当”,将直接关乎民生与社稷安危。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流通的货币有银两、银元、铜元(清末制钱)和纸币。铸造货币(硬币)的既有中央政府又有地方政府,还有私人银炉;纸币发行权也极为分散:享有发行权的既有华资银行,又有外资银行。华资银行又分国家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每一种货币都是形式多样,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伴随着贸易而输入的各国货币,也广泛流通于中国。币制紊乱之状况诚如一位外国货币专家所言:“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①紊乱的货币制度、货币体系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动荡之源,并严重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学术界尚无专文或专著探讨货币紊乱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民生的影响②,更无人论及货币紊乱与构建和谐社会之关系。本文将在全面梳理近代中国货币紊乱特征的基础之上,重点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和社会民生的影响,希望藉此能对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近代中国货币紊乱的特征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货币紊乱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本位不明,主辅币不清。所谓货币本位,最基本的条件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强制使用,具有形式的划一性、法律的权威性和通行全国的统一性。近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发行权散落在地方和民间;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只是各种货币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性。货币种类繁多。纸币在近代是作为银两和银元的代表而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功能的,被称为银行券或兑换券;铜元(包括制钱)作为贱金属的特性决定了其只能发挥辅币的作用(必须指出,它并没有被规定为辅币),所以近代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货币是银两和银元。正因为如此,有人把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称为“两元复本位制度”。但近代中国以银两为最后的价值尺度,银元以其与银两的比价(洋厘)决定其价值,银元实与一般货物无异。所以又有人据此称为“银两本位制度”或“虚银两本位制度”。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恰好证明了近代中国并无本位可言。

      (二)传统性货币与近代性货币并存。货币演变遵从具体的物品到抽象的符号,即从按重量交易的贵金属(称量货币),发展为用贵金属加工而成的铸币,再发展为可兑换贵金属铸币的纸币(兑换券),最后发展为不可兑现的纸币。称量货币主要是以本身的重量作为商品的价值,发挥交换媒介的职能,是足值的商品货币。其铸造通常由手工操作的家庭作坊完成,是小生产方式的产物。铸币则与近代先进的工业生产相联系,机器铸造保证了铸币无论是器形还是成色重量,都规整统一,符号性大大加强。银元是从称量货币发展为符号货币的关键环节。可兑现纸币和不可兑现纸币都是一种符号货币,区别只是前者还没有彻底割断与金属货币的联系,而后者则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和自身的信用流通使用。很显然,称量货币是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传统性货币,而铸币和纸币都是与近代社会相联系的近代性货币。近代中国在1933年前除了不可兑现纸币尚未出现外,前三种形态的货币同时流通于市面。

      近代中国的称量货币是银两③。较之于银块,银两虽具有了一定的形状,如元宝形、圆形、腰形等,上面还刻有铭文,但它器形多样,成色和重量根本无法整齐划一,因此符号性还很弱,主要还是一种称量货币。银两又称银锭,俗称元宝,由各地银炉铸造,银炉有官设和私设之分,以私设居多。私设的银炉可以自购生银熔铸,但更多的是接受钱庄和商号的委托。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的日益兴盛,租界内私设银炉与日俱增,所铸元宝称为“夷场新”,表明系由租界洋场新铸。1920年,上海有银炉24家。一地银炉数量,与商业发达程度高度相关,上海是近代通商大埠,用银数量自然较外地为多,但外地通商口岸及大中城市,银炉数量也不会比上海少太多。银炉的组织形式,都是家庭手工业性质,区别只是规模大小。为了防止银炉滥设,上海新设炉户,必须有殷实商号10家联保,并向公估局核准后方可开业。公估局是一个地方负责对银炉熔铸的银两进行鉴定衡量的权威机构,由当地颇具影响、经验丰富的银钱业人士组成,并需得到当地银钱公会的认可和当地政府的批准。银炉铸出的银锭必须送到公估局批定重量和成色,达到或超过最低标准者方可进入流通领域,不达标准者则不批退回,重新熔铸。公估局身肩鉴定衡量之责,干系重大,当然不容多设,一地以一局为限,偶有两局,亦属分设。公估局是近代才出现的新机构,是适应近代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是银两这种传统货币在近代的一种进化,相当程度上保证了银两的质量,促进了银两货币在一定地区内标准的相对统一,方便了银两在一定地区的流通,从而有助于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但银炉的多家并存以及落后的手工生产方式,使一定区域内的银两货币不可能完全统一,必然在成色、重量上多种多样,而公估局又强化了地区标准,造成各地区之间标准的多样化。而银两因重量过重不适宜日常使用等固有的缺陷,在近代并未得到改变。由此,银两始终无法改变其作为传统货币的特性,无助于全国货币制度的统一和近代化货币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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