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6.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114X(2008)03-0125-07 对戊戌维新时期新旧之争的研究，过去我们受梁启超所说的“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复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①的话影响，认为湖南是丁酉、戊戌年间新旧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因而将其视为典型而予以特别的关注②。笔者认为，梁启超上述说法过于绝对，尚须辨析。戊戌前后发生在湖南的新旧冲突，既是当时全国性新旧冲突的一个缩影，也是维新阵营中两种不同改革势力之间相互争夺变法话语霸权的典型例子。陈宝箴等人在湖南举办的新政，是甲午战争后全国性的政府主导的变法运动的组成部分。湖南固然“真守旧之人”不少，但我们以往引以为据的守旧思想的典型材料《翼教丛编》，其收录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并不反对变法维新，“真守旧”的徐树铭、谭钟麟、曾廉等湖南籍官绅的奏疏、书札却未收录进去，编者的倾向相当明显。 一、两种不同变法理路的矛盾斗争 王先谦、叶德辉等过去被视为“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的官绅其实是支持新政的，他们只是反对康学，并不完全排斥西学③。 王先谦曾经被《湘报》誉为甲午战争后在湖南“提倡新学”的“先声”④。但他提倡的所谓“新学”，主要局限于西方的生产技术与实用科学，没有达到制度文化和观念形态的层面。因此，当梁启超等人宣传民主平权学说，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他便视之为“洪水猛兽”，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易鼎等人为“得罪名教之乱臣贼子”，指责其言论为“无父无君之邪说”⑤。他认为：“然朝廷之所采者，西学也，非命人从西教也”，而“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康、梁之说，无异叛逆”⑥。在王先谦看来，无论如何，“变衣冠，更宪法，断不可行也”，即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和政治制度绝不可动摇。 叶德辉说他与康梁的区别没有新旧，只有顺逆。他说：“朝廷应行之政，不得谓之新；吾人应守之学，不得谓之旧”。康梁所为是逆，非新；叶等所为是顺，非旧⑦。说明他也不以守旧为然。 戊戌八月，王先谦的门生苏舆匆忙编辑的《翼教丛编》收录了孙家鼐、张之洞的著述、奏疏，显示了编者“中体西用”的价值追求，他们的“守旧”，仅是一种文化守旧，亦即我们后来所说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旧者，更不是“封建顽固派”的典型代表。 何况，戊戌前后湖南的新旧之争，除思想观念的对立外，还夹杂颇为严重的利益冲突，身在其中的皮锡瑞曾指出：“今日议论，无所谓守旧、维新，皆是自私自利。城中绅士，欲得保卫局事则赞成之，有房屋怕抽捐者则阻挠之。乡绅士论团练亦然。八股先生恶闻讲学，亦何莫非不然。彼八股外无所有，故八股之外，皆不愿闻，其实有何旧学可守耶？”⑧皮氏同时还指出当时得志于官绅者多新党，失意者多旧党的情况，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1898年5月27日)日记中记载：“得焕彬书，约往一叙。……谈时事彼终以一事不办为是，宣翘与我意则以为知不可为而为。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又习王、张诸公之议论，故卒不能开通”⑨。这说明当时以陈宝箴为首的湖南省官绅主流倾向是开新的。 应该说，我们过去所讲的湖南新旧之争，其实，冲突双方都不反对变法维新，而是官绅中两种不同变法理路的矛盾斗争。双方的论争主要围绕着要不要相信康有为的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学说，要不要宣扬民权、平等的观念，要不要坚持中国的伦理纲常等问题而展开。《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作者指出：“这次朝廷的改革，湖南奉行最力，而该省守旧派反对也最力，他们反对的不在新政本身，乃在先生和一般同志在时务学堂时代所提倡的那种新学”⑩。既然不反对新政，仅反对康梁的“新学”，就难以断定是真正的守旧派。苏舆在戊戌政变发生后所编的《〈翼教从编〉序言》中攻击康梁等人“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11)。反对平等、民权，维护传统的伦理纲常观念，当然是守旧的思想行为。不过，这种“旧”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守旧，而是趋新官绅的旧思想旧行为。但攻击康有为的伪经、改制学说和反对用孔子纪年，就不能简单断定为守旧的思想行为了。 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急剧变动过程中，出现开新与守旧的矛盾对立以至新旧内部不同应对路径的冲突都是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中国大一统文化背景下，通常并不尊重不同的意见，在纲常伦理等大是大非的“本”“原”问题上更不允许异端思想的存在。 戊戌前后湖南新进人物的过激言论，不能不使饱读诗书的传统士大夫感到恐慌。谭嗣同指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12)。他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不但物质文明不如外国，而且连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都没有任何可以比拟外国的。这对素抱华夏天下中心论立场的传统官绅来说，无疑就像挖他们的祖坟，肯定会激起他们的拼死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