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一个侧面阐明甲午战争爆发前10年(1884-1894)间的中日关系。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考察中日在朝鲜架设电信线①这一历史个案，分析此时期中日关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有关此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无论在我国还是在日本，都有很多优秀的成果。戚其章的专著《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②，从国际法视角出发，对日本违背国际法发动甲午战争的经过、后果及应负的责任做了详细论述。林明德的专著《袁世凯在朝鲜》③，从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具体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的朝鲜政策。在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塚明的专著《日清战争研究》④。该书详细论述了日本明治政府大陆政策出台的原因、经过及内容，指出甲午战争是日本大陆侵略政策的产物。这些研究为我们今天了解甲午战争和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中日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但是，这些论著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上的研究大都是以分析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为主题，而通过考察某一历史个案来阐明甲午战前中日关系的研究几无所见。也就是说总体研究丰富，个案分析研究不足。第二，同时运用中日两国史料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很少。特别是在日本，相关研究很少使用中国方面的史料，且研究视角一般都是以日本国内政治为中心，中国只是一个附属研究对象。⑤这就使得研究带有片面性，导致很难综观当时中日关系的全貌。第三，关于这10年中日关系呈现的特点，已有的研究极少涉及，可以说目前还是一个空白。在我国，现有的论著都是从明治初年日本国内的征韩论、1875年日本出兵台湾、1882年的朝鲜壬午兵乱、1884年的朝鲜甲申政变、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样一个日本侵华史的发展脉络来梳理这10年的中日关系的。在日本，研究对象非常集中，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上述历史事件上，对于事件与事件之间的中日关系的变化几乎没有涉及。⑥当然，这些研究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当中，围绕朝鲜问题，中日关系的具体发展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考察。中日关系自日本进入明治以后，在每一个历史环节都有着不同的特点，我们应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只有通过对每一个历史环节的具体考证，才能更全面地认识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 笔者之所以将考察对象放在朝鲜架设电信线这一历史个案上，原因有三：(1)甲申政变(1884年12月)后，日本根据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有关规定，也获得了出兵朝鲜之权。这样一来，能不能迅速派兵朝鲜，就成为能否克制对方、维护各自在朝势力的关键。也就是说，获取在朝鲜的通信手段已成为中日两国对朝政策的重要环节，争夺朝鲜电信权成了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2)朝鲜电信问题是这10年间中日两国暗中角力而未发生正面冲突的事件，通过分析这一事件的交涉过程，可以理清此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3)电信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权益问题，也是政治和外交问题，在军事上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历史的结局是更改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运用新史料，从新角度对历史进行考察分析，为既成的历史事实再提供一个新的侧面，以达到更全面地认识历史的目的，这也是笔者小论的意图。 二、朝鲜电信问题起因于日本 虽然中日两国的电信事业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起步了，但一直没有涉及朝鲜。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日之间围绕朝鲜问题的交涉日渐繁多，且朝鲜政局又变化多端，传统的邮船传递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日都急需一个能够迅速传递朝鲜情报的通信手段。比中国早一步开始电信事业的日本首先挑起了朝鲜电信问题。 在1882年7月朝鲜发生的壬午兵乱中，由于朝鲜京城⑦的市民和士兵打伤了几名保护公使馆的日本士兵，日本趁机以保护公使馆为名向朝鲜派驻了军队，还向朝鲜政府要求“荣誉赔偿”和“损失赔偿”。此外，外务卿井上馨还在给日本花房公使的训令中提出要“在京城、釜山、元山、仁川等地架设电信线。不仅如此，在朝鲜的其他各开港口岸和开放市场也要架设电信线”。他声称：“必须让朝鲜政府明确认识到，架设电信线对日朝两国的贸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⑧井上馨的这个训令表明早在1882年日本就有了在朝鲜架设电信线的设想。 井上馨提出在朝鲜架设电信线的设想之后，日本方面立刻开始了准备工作。首先，日本就架线问题与朝鲜进行了交涉。对于日本的要求，朝鲜政府起初没有同意。一是因为当时朝鲜上下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电信线是什么东西；二是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没有资金。但在日本的极力劝说下，朝鲜政府见电信线接通后可从中获得电报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遂同意了日本的要求。这样，日朝两国几经交涉，终于在1883年3月3日签订了《日朝海底电信线设置议定书》(也称《釜山口设海底电线条约》)。这是日朝之间关于朝鲜电信线问题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主要内容为：(1)日本委托丹麦大北电信公司，铺建一条自日本九州西北岸起，经对马海峡至朝鲜釜山海岸的海底电信线；(2)此电信线到达釜山海岸后，由日本政府修建一个电信局，在海岸至日本人居留地之间架设一条陆地电信线。以后朝鲜政府即使在此地架设官用电信线，海外电报也必须利用釜山的日本电信局。条约第2条还规定：“海底电信线建成后，自通信日开始算起，25年之内朝鲜政府不得允许其他任何国家和公司在此地架线，与日本的电信线发生利益冲突。”⑨ 可见，日本的意图非常明确，那就是不但要获得日本与朝鲜之间的通信手段，还企图以朝鲜政府不得允许其他任何国家和公司在此地架线为条件，控制朝鲜未来的电信权利。这项条约签订后，日本立即出资委托丹麦大北电信公司开始施工。1883年11月，日本完成了长崎到釜山的海底电信线的铺设工作。此线是在朝鲜建设的第一条电信线，名为釜长线。1884年2月，日本方面开始接受电报业务。据统计，当时居住在釜山的日本渔民只有七八百人，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每年的电报数量不过六七千封，电报所得收入一年也不过5000日圆而已。可是，日本为建设此线却投资了30万日圆。⑩显然，日本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海底电信线，其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