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王明前 厦门大学历史系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2 （原文约10000字） 以往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地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实际上，太平天国政治存在着一条儒家化的轨迹。由于这条线索被淹没在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加上后世对太平天国激进的反孔排儒的推崇，所以这一儒家化倾向的政治仅仅依稀显露出它的印迹。“儒家化”的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最后在钟良相的“濮院仁政”中，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 太平天国政治在儒家化轨道上艰难摸索，时隐时现中逐步深入和具体化。可以说太平天国政权取得的一切政治成就都是在有意或无意贯彻儒家化思路的轨迹上实现的。因为只有走儒家化道路，太平天国才可以淡化神权政治色彩，寻求社会合作，才可以转变习惯的以征贡为特征的施政方式，减轻留给民众的恐怖印象。因此，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不仅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也是一条理性的、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 取士与取官：以筹办洋务时期同文馆学生奖励为例 张季 中山大学历史系 《史学月刊》2008.4（原文约6000字） 科举取士是清代士子入仕的正途。洋务运动时期，近代学堂开始兴起，科举取士逐渐被学堂取士所取代。从清廷对同文馆学生的奖励来看，京师同文馆学生的奖励外放少而内用多，奖励菲薄，奖励的等差与被奖励者的原有出身有很大关系，并且仅有官职奖励，尚无出身奖励；上海、广州同文馆学生的奖励不仅有官职奖励，亦有出身奖励，具有取官和取士混而为一的特点。 虽则如此，但同文馆学生官职奖励低微，堪比佐杂；出身奖励低微，甚或竟无，又不为传统士人所认同，可谓非官又非士。尽管同文馆学生奖励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对学生的吸引力仍难与科考相比，但在趋新人士看来，这种奖励表明了朝廷对近代学堂教育的提倡鼓励之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同文馆学生奖励出身还预示着清廷选才观念的松动，并对随后新式学堂的发展乃至新政时期学堂奖励规制的最终制定，提供了借鉴。 严复的“会通”与自由 区建英 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 《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2 （原文约8500字） 从清末开始，中国与西洋接触的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个强劲文化体系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现象。在这个文化接触过程，两个文化体系并非处于对等地位，欧洲近代文化通常被作为“人类普遍进步”的代表。而且在很多场合，是伴随着西洋列强的武力进攻、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涌进来的。由于文化上的非对等关系，又加上政治和经济等原因的影响，与西洋文化的接触便带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从而使中国在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积极导入西洋文化的潮流与执拗维护传统文化的潮流并存，欲以欧化破坏中国传统的倾向与固守旧有礼教政俗的倾向并存，问题的两面性非常显著。在其夹缝之间，严复摸索出了独自的中西文化“会通”方法。 咸同年间曾国藩的几次涉外活动浅议 谢俊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历史教学问题》2008.2（原文约4500字） 咸同之际是中外关系由对抗趋向和缓的时期。作为两江总督，曾国藩处于中外交涉的前沿。他力阻“借夷助剿”，认为历史上虽有“借夷助剿”，为我所用，但今昔不同，且事关重大，必须谨慎从事；针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提出的替清政府代运南漕的要求，他认为漕粮虽为天庾正供，关系京师数万大小官员的生活，但与借夷助剿不同，于是同意夷商代运南漕；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前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主张，力主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奏请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制造局；他还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查办了天津教案。 在这些交涉活动中，他的看法，既有他政治斗争的需要，更体现了他对当时敌强我弱、力主只能“曲全邻好”、“衅端坚不自我开”的屈辱外交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为李鸿章所继承，直接影响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对外关系。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骆正林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2 （原文约14000字）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显露出衰落的迹象。 湖南谘议局与长沙抢米风潮 杨鹏程 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 《社会科学战线》2008.5（原文约9000字） 清末湖南水灾频仍，粮食减产失收，粮商却将谷米外运牟利，造成粮价狂涨，社会恐慌。1909年秋成立的湖南谘议局多次向当局告警，建议妥筹良策解决粮荒。当局对形势估计不足，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王先谦等劣绅与巡抚乘机拆台，谘议局则企图做些“补天”的工作。事后追究官绅的责任，谘议局始终为士绅辩护而与清廷龃龉日深。清廷本来对谘议局就疑信参半，至此疑忌更甚，促使大多数谘议局议员倾向革命，充当了埋葬清王朝的掘墓副手。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和特征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