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关于近代国家理念的阐释

作 者:

作者简介:
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早从理论上阐述近代国家理念的思想家。他通过发表一系列重要译著、论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家学说,用进化论、民权说、自由论以及近代政治学、社会学等学说,否定“君权神授”的陈说,阐述近代国家理论原则,为国人提出一个全新的国家理念。严复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借鉴西人研究成果,提出以“图腾”、“宗法”、“军国”为循序演进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否定了历史循环论,推动了国人历史观的进步。严复不仅向国人介绍了大量新学说、新思想,给正在成长的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而且以出色的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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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8)02-0018-06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了仿效西方君主立宪的主张,深化了国人的政治改革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国家观念发生新变化的重要标志。然而,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于近代国家观念、政治理论缺乏了解,并未完成国人国家观念从传统向近代的根本转变。这一重要转变是通过严复实现的。严复早年留学英国时,泛览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诸籍,究心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并注重考察英、法等国的社会民情,深受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浸染,为他以后新型国家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95年初,严复愤于甲午战败,遂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文,鼓吹变法维新。同时翻译《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西方名著,系统输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此外,他还通过《政治讲义》等讲演文章详细阐明自己的此类见解。本文试就严复关于近代国家历年的阐释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用民权说抨击旧的国家理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尽管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然而至少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多数国人的思想观念还都停留在“道惟其旧,其惟其新”的水平上。其时,仁人志士愤于列强侮华,起而救国,诸如林则徐提出的“杀敌要诀”——“心齐、胆壮、器精”;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太平天国主张“与番国并雄”;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郑观应呐喊“商战”以及洋务派“富国强兵”政策等,大抵反映了甲午战前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代表人物对于爱国、救国之路艰辛探索的思想轨迹。这些探索既有新的收获,也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其共同性的局限性就是他们的爱国思想都是建立在传统的国家观念基础之上,受到“忠君报国”观念的制约。即使像郑观应那样思想成就比较突出的进步士人,在他撰写的《盛世危言》里依然浸透着传统“忠君报国”观念的濡染。其云:

      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御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宪章王道,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议;精理商务,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建皇极于黄农虞夏,责臣工以稷契皋夔,由强歧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①

      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传统国家理念的内容究竟如何呢?

      秦汉以降的两千多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由诸多民族构成的、以君主制为基本政治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政治理念方面奉行的是与这种社会政治状况相适应的“天下国家”观,即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天下”万物都来源于“天”、服从于“天。”直到清朝后期,颇具变革精神的魏源在谈到天下万物“以何为本,以何为归”的问题时还认为“以天为本,以天为归”;古代圣贤“其生也自上天,其死也反上天。其生也教民,语必称天,归其所本,反其所自生,取舍于此。大本本天,大归归天,天故为群言极。”②代表“天”的意志支配万物众人的则是“天子。”“天子”居于中国,中国在天下的中央,四周诸侯拱卫,夷狄宾服。《管子》说:“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③这样就把“天”、“天下”、“国家”、“君主”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以服从君主权威为核心内容的国家观念,即视国家与君主为一体的观念。在帝制时代,皇帝以此自居,臣民也予认同,“国家即君主”几乎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共识。东汉初,宋弘推荐桓谭于汉光武帝刘秀,桓谭却诱导刘秀鼓琴取乐。宋弘责备桓谭说:“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④“辅国家”指的是辅佐汉光武帝刘秀。《晋书·陶侃传》记载:“侃厉色曰:‘国家年小,不出胸怀。’”⑤国家即晋成帝。传统“天下国家”观念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于国家、民族热爱的情感,起到凝聚国家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君国不分”、导致君主专断独裁的流弊。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这种弊端的危害性愈演愈烈,君权恶性膨胀,强化了君主专制,扭曲了国人对于祖国关爱的思想道德情结。当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在新兴社会力量掀起的爱国运动的情况下,传统国家观念的局限性、狭隘性便暴露无遗,势必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生一番新陈代谢。

      在近代,随着爱国救亡斗争的深化与西方思想观念的输入,以“君权至上”、“朕即国家”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国家观念受到新思潮的挑战,以“民本君末”、尊重民权、“民为国本”为基本内容的近代国家观、政治观就是最具挑战力的新思潮。近代仁人志士对“朕即国家”的封建君权思想展开抨击,并用新的观念取而代之,实现了国家观念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性转变。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国人就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欺凌,表现出强烈的捍卫国家主权的意识,已经包含了若干近代国家观念的因素。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于“君民共主”的称赞就包含了对于近代新型国家政治的向往。而近代国家观念的真正形成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兴起的戊戌维新时期。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派用进化论、民权说对“君权至上”、纲常名教等专制主义思想展开猛烈批判,重新审视了传统的国家观念,不再把“国”与“君”相联系,而是把“国”与“民”联系起来;“国家”不再被视为君主的“私产”,而被看作全体国民的“公产”,“爱国”不等于“忠君”,而是体现为对于祖国、人民的热爱与忠诚。而严复对于传统国家观念的抨击尤其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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