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种族与晚清的消费文化

      

      [中图分类号]K25/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4-0140-08

      近年来，研究晚清卫生史与明清之后的消费文化成为学术界热潮，但将时人的卫生观念及卫生论述与消费文化结合起来的探讨却还付之阙如。①事实上，在晚清，追求“卫生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的论述与努力固然是在从租界向中心城市乃至内地扩散，但这个现象并非只是一个停留在个人身体层面获得卫生现代性的过程，卫生论述及追求卫生现代性的努力同时还与种族观念的扩散，以及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主义的兴起紧密相关。可以说，此时的“卫生”论述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派生论述”(derivative discourse)，其影响力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国家、种族、身体的认知、理解程度，也反映了社会大众的接受程度和由此呈现出的集体心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卫生”风靡一时的语境里，商家也跟风而上，挪用了趋新人士的卫生论述和追求“卫生现代性”的努力，并将之体现在商品及商业广告中，以传达卫生观念的消费广告来承载国家、种族意识，吸引趋新、仿新、赶时髦的消费者，企图建构这些人以种族振兴、后代康健为导向的消费认同(在实际心态与效果上或未必然)。这种经营策略实具有一箭双雕的效应，既为自己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也为自己的商家形象增加了不少“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与卫生与种族勾连在一起的消费文化特色，也表明晚清这种关于强种和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趋势。

      一、作为问题的种族与作为象征的卫生

      华夷之辨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传统中国区分自身(self)与他者(other)的论述。这种出自文化而非种族的区分虽然反映了正统的观念与文化上的歧视，但其实也显示着华夏族对自己文化与所在族类的自信和自豪。但是当白种人在近代叩关以来，局势与前近代已经不可同日语，原来天下居然还有“声名文物倍胜于我之国”②。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愈发成为列强角逐武力、肆意掠夺的场所，一时之间，“瓜分之说日腾于士大夫之口”③，一些敏感的士大夫在心态上已经出现“失序”状态，所谓“今日时局之危，黄种儒教岌乎有不能自保之虑，寰宇通人自言以保种、保教为第一要事”④。

      在西方人对当时中国的认知里，亦有“夫中国一东方之病夫者也”的观察，认为其“麻木不仁”、“病根之深”情况，为“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⑤。类似关于中国形象的负面表述，在西方也开始流行。在西方人建构的中国形象里，许多的认识是基于西方诸国本身的现实与需要得来的，有一些则是通过来华传教士的描述形成的；西方的这种“中国形象”，自然存在不少想象与误导的成分。

      晚清以降，外国人关于中国人身体衰弱、种族不强的描述也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见解和想象，“此虽外族痛诋之言，然以吾族现在之形式与天演之公例相证实，亦未见其过也”⑥。也如严复之言：“中国者，固病夫也”⑦。这样的表述在晚清趋新知识界非常盛行：

      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瘫痪，已尽失防护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⑧

      还有人甚至说：

      今中国无人非病夫，无在非病院。⑨

      类似“病夫”这样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表述在晚清社会大量生产，时人期望从这种表述中获取使己自强、振兴的符号资源。他们相信黄种将来大有前途，甚至可以“突越白种而过之”⑩；“支那立国数千年，今虽不及欧美之盛，然亦非生番黑人也”(11)；“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12)！这样的表达既是传统的“夷夏之辨”、“文野之分”观念在新脉络下的延续，又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列强“羡恨交加”的吊诡心态：一方面否认自己“野蛮”，不愿意让人将自己与黑人、棕色人等人种等量齐观；另一方面，又被迫承认技不如人，中国教育未曾普及，人民缺乏国家思想，暂时还难与列强竞逐。反躬自省之余，知识精英利用舶来的西方种族知识，杂以传统知识资源中的相关见解，开始建构和宣扬种族主义论述，提倡尚武精神，来唤醒和强化人们关于身体衰弱、种族衰败的现实刺激，激励国人知耻而后勇，以与列强竞争：

      彼白种人，勇悍长大，德彗术智兼而有之，以其争存之心，行其殖民之策。既鞭笞红种人、黑种人，而奴隶之矣；又以其术，施诸我，如万马之饮泉，如万弩之射的，所谓民族竞争者，非耶？我黄帝子孙，与之相遇于舞台之上，绝之不可，避之不能，孤单限于重围，宜如何励我智、新我德、强我体，以与之竞争哉？(13)

      传统以文化区分的“华夷之辨”和“怀柔远人”的外交策略，逐渐被黄、白种相竞争的“种战”观念与社会进化论思维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