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从传统到近代,中国社会应对疫病的重点基本上经历了从避疫、治疗到防疫的转变,即在认识上,由消极内敛的个人行为转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国家行政介入的公共行为。近代的防疫除了更强调预防以外,也确立了清洁、检疫、隔离和消毒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模式,同时还将种痘等免疫行为纳入到防疫的范畴之中。在这一转变中,传统的一些有关防疫的认识并未与近代防疫观念直接相抵触,而且有些还对近代防疫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晚清的社会精英们对西方防疫举措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且对其中不同行为的态度也有明显的差异,但到了清末,这些举措基本均作为科学、文明和进步的象征成为了主流的近代防疫的基本内容。他们在接受这些观念时,往往是将西方的制度当作了救治中国社会和种族贫病的灵丹妙药,而很少去考虑其实际的必要性和适用性。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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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以流行病监控、卫生监督、检疫和隔离等为主的卫生防疫举措,是一种由政府介入的公共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主动的姿态。与现代防疫相比,传统时期对疫病的应对,则明显消极得多,基本属于一种以避为主的个人行为。这一观念演变,乃是近代以降在西方行为与观念的冲击下逐渐形成的。对于因应疫病观念的近代转变,现有的研究还缺乏专门系统的探讨,不过也不无可资利用的相关成果。医史学界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就时有成果问世,其研究几乎都是在现代卫生防疫的理论框架下展开的,即从现代卫生防疫认识出发,去搜罗古代文献中关乎卫生防疫的论述,并以此来展现中国古代或中医在卫生防疫方面的贡献①。笔者曾探讨过清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清代江南的避疫、隔离和检疫行为②,但对晚清卫生防疫观念的变动论述甚略,更未能对因应疫病观念的近代演变予以审视。路彩霞最新的博士论文列有专章《致疫防疫理念的碰撞与调合》讨论清末十年人们在防疫观念上的冲突和变动,不过文章主要只是呈现了清末有关致疫防疫的一些新认识,而未能让人比较清楚地看到因应疫病观念近代演变的具体内涵和内在逻辑③。另外,梁其姿梳理了元以降有关“杂气”、“疫气”认识的变动,认为其中“污秽的成分的看法无疑在明末清初之际有强化的趋势”,并探讨由此形成的预防疫病的认识是如何汇入近代卫生防疫观念的④。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中国近世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对清人因应疫病观念及其近代演变做一探讨,希望能比较系统而全面地来呈现这一演变历程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理路,并进而对防疫观念的近代性和近代转型过程做出省思。

      一、避疫与治疫:前近代因应疫病的观念

      按照今天的认识,防疫的要点不外乎消除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等几个方面,医史学界的研究,可以说基本是在这一认识体系中来梳理传统时期的因应瘟疫的观念和行为的。根据这些研究,大凡从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到药物预防,再到隔离、检疫和免疫,古代中国基本都不无相关的史迹⑤。不过,这些从浩繁的古代文献中“精选”出来的史迹,几乎均是在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和当时的历史情境的情况下加以使用的,显然,由此“集萃”而成的历史论述,并不能表明古人已经形成了今日的防疫观念。个别的行为与当时整体的观念无疑有很大的距离,要真正厘清传统时期因应疫病的观念,首先必须将个别的史迹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情境中来加以认识,同时也有必要将其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

      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中国医学关于内科疾病基本将其分成因感受外邪引起的伤寒和由自身病变导致的杂病两大类,疫病无疑属于前者。对于引发伤寒的外邪,古人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六气”、“时气”、“四时不正之气”、“异气”、“杂气”、“戾气”等等,而且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总体上基本都是在“气”这一认识框架下展开的,大体而言,较早时期,关注点较多地集中在反常的自然之气,如“六气”、“四时不正之气”等,而宋元以降,开始越来越重视“气”中的杂质与污秽的因素,特别是随着吴有性的《瘟疫论》的出版和清代温病学派的形成,到清前期,医界逐渐形成了有关疫病成因的较为系统的认识,即认为,戾气即疫气是由暑湿燥火等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并进一步密切了疫气与“毒”之间的关系,特别在乾隆晚期以后的医籍中,往往将疫气与毒气相连,认为“是毒气与瘟疫相为终始者也”⑥。与此同时,有关瘟疫的传染,理论上基本秉承疫气相染的认识,即认为瘟疫的传染通过“气”来传播,不过对接触传播、食物传播、水传播、虫媒传播等传播方式也产生了一些直观或隐约的认知,但总体上并没有突破疫气传染的认识框架⑦。

      关于疫病的预防,《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中就有一段影响深远的论述: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难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歧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可以说,这一论述基本奠定了后世因应疫病的两大基本原则,即养内避外,一方面增强体质,巩固正气,使外邪无法侵入,另一方面避开疫气,不受其毒。这一论述对后世影响甚深,后世在谈论疾病的预防时,往往首先强调固本,主张宁静淡泊、节劳寡欲。比如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卷十三《瘟疫》论及“避疫法”首先就说:

      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故避之之法,惟在节欲、节劳,或于房室劳倦之后,尤不可近仍,勿忍饥以受其气,皆要法也。

      这一着眼于个人身体强健的防疫观念,虽在古人预防疫病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显然属于功在平时的举措,很难在直接面对疫病时发挥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实际上更为关键的还是如何避疫却邪。由于传统时期,人们对于疫,基本都是从“气”的角度来认识的,故避疫主要就是如何防止被疫气或邪气感触。对此,《内经》中只有原则性的意见,而无具体的方法。后世随着实践经验不断积累和医学的发展,相关的论述也不断增长,除了出于人之本性的外出躲避之外⑧,到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躲避和消除疫邪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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