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环境，在对外交往中有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在与列强的对抗中，不断重复着反抗—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的屈辱；另一方面，一些在地缘上临近中国、有着传统朝贡关系的小国纷纷离去。前一种情形人所共知，后一种情形则较少为学界所注意。研究近代中国的对外交往，确定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需要从两方面着手，既要研究清政府是如何与大国强国打交道的，也要研究它是如何与小国弱国打交道的。这是一体两面，后一种情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朝鲜是与中国关系最悠久、地缘上相邻的国家。清政府如何面对朝鲜要求摆脱旧有的“宗藩关系”，独立自主开展外交活动的那段历史，显示了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本文拟以中朝两国1887年围绕朝鲜遣使事件的折冲过程，展示清政府面对邻近小国自主意识的崛起，被迫调整角色的痛苦与无奈。在以往研究中朝关系、朝鲜外交史及相关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的论著中，对朝鲜遣使事件有所涉及。①本文运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驻朝鲜使馆档——袁世凯”，②辅以韩国出版的《旧韩国外交文书(清案)》和《朴定阳集》等史料，将此事件放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全面展现事件的过程，剖析清政府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势下的无奈与退让。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宗藩体制的瓦解：遣使事件前的中朝关系 中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与先进的文化曾长期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它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领土、主权等观念传入之前，基于东亚地区实力对比所形成的一种地缘国际关系。日本学者佐滕慎一在研究中国近代国际观转变时指出：“在以册封与朝贡为基轴的中国国际秩序观中，中国皇帝与其他国家国王的关系被解释为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上下关系，这样，国家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就被视为正常的了。”③ 朝鲜的李氏王朝自14世纪末建立就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1637年，朝鲜国王向清帝称臣，行三拜九叩之礼，接受清朝所赐的玉纽、金印和诰命，受册封。朝鲜国王的地位受到中国皇帝的承认与保护，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李氏王朝确定“事大交邻”的外交方针。所谓“事大”，就是奉中国为正朔，向中国“年年修职贡”，明确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为“大”与“小”、“上”与“下”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一些藩属国先后被西方列强蚕食、鲸吞，沦为殖民地，1824年英国侵入缅甸，强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1853年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1826年，英国迫使暹罗(今泰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所有港口；1858年法国侵入越南，强占越南领土。东亚地区传统“宗藩体制”在西方的强力冲击下渐趋瓦解，朝鲜成为中国最后的藩属。在内外交困之下，如何维持对朝鲜的控制，防止列强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成为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驻日使节曾向朝廷报告：朝鲜居亚洲要冲，“为中国左臂”，“朝鲜若亡，我之左臂遂断，藩篱尽撤，后患不可复言。”④ 列强在上述国家得逞后，开始染指朝鲜半岛。朝鲜王朝最初采取“锁国攘夷”的政策，先后击退了进行试探性侵略的法国、美国军队，并拒绝了日本的谈判要求。其间，朝鲜政府依藩属规矩，不断将外国入侵的事件报告清政府。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陷入困境：一方面列强要求清廷利用宗藩关系出面压迫朝鲜屈服；另一方面朝鲜以藩属的身份，要求清政府协助对抗列强，保护其权益。1871年底，美国兵舰滋扰朝鲜，双方都将事件提交清朝，要求其斡旋。奕亲王上奏同治帝，剖析美朝双方的用心，陈述应对之策： 查美国历次照会，及朝鲜咨覆礼部文件，大意皆以“中国属国”为辞。美国思欲借“属国”二字，令中国势压朝鲜，以遂其谋。朝鲜亦思借“属国”二字，请中国力制美国，以资庇护。该二国之隐衷，大率不外乎此。臣等揣时度势，悉心酌覆。朝鲜虽为中国属国，然其政教禁令，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故该两国构衅一事，中国只能从中排解，劝美国不必前往，此外别无可代筹之策。⑤ 清政府的认识比较清醒，无奈自己是泥菩萨过河，找不出两全之策来调处朝鲜与列强的纷争，只能采取规避责任的搪塞手法，当列强来逼时，强调朝鲜虽为“属国”，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当朝鲜来求时，则要求其凡事“自行处理”。这种方式导致列强与朝鲜双方都不满意，朝鲜的失望尤大，渐渐失去了对清廷的尊重。 19世纪70年代末期，朝鲜兴起了开化思潮，部分官吏结成开化派，要求对外开国通商，对内革古维新，富国强兵。开化思潮代表了国权意识日益高涨的朝鲜人不满于旧有的宗藩关系，要求摆脱清朝而独立自主的愿望。朝鲜内部开化派与保守派间的斗争十分激烈，1882年7月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派军队进入朝鲜平乱。同年10月，应朝鲜方面的请求，李鸿章与朝鲜奉正使赵宁夏等人签订《清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正式条约来规范中朝关系。《章程》强调了原有的宗藩关系，称“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再议。惟现在各国既由水陆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惟此次所定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国一体均沾之例。”⑥《章程》内容中除双方互在对方开放口岸设商务委员、扩大边境贸易等“平等条款”外，也有清朝兵轮可在朝鲜沿海游弋及停泊各处港口、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款。《章程》在原有的宗藩关系之上，又增加了某些西方殖民主义的内容，显示出清廷的大国沙文主义。朝鲜主动提出与清朝签订此条约，目的是要以平等姿态及自主的方式处理与清朝的关系。谈判过程中，朝鲜代表对有损其权益的条款据理力争，争取到在中国京城派驻使节的权利。韩国学者认为，当时朝鲜官员“还缺乏近代意义的民族自觉”，同意将“属邦关系”以条约固定下来，以致陷入被动。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