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5年8月在青岛成功举办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心又与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新疆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西大学、东华大学合作发起了以“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18日至23日，会议在乌鲁木齐市召开。参加会议的学者共80余人，除来自内地数十家大学和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外，还有部分来自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以及台湾地区。大会收到论文70余篇，在经过总共16场研讨后圆满闭幕。 本届会议虽以“经济与社会”为主题，但并非意味着要把会议分割为经济史和社会史两大论域，其主旨仍是为了推进社会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承接了两个传统：其一是，在韦伯(Webber)式的历史社会学模式中，经济与社会是其中最具会通性的两个基本范畴；其二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中国社会史体系中，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最重要的内容和基础框架。遗憾的是，自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史越来越严重地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附庸，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的复兴运动中，也很少能够看到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贡献。有鉴于此，本届会议希望通过对社会经济史有所倾斜，以期在继承和发扬社会经济史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对于开拓社会史研究未来发展空间的可能性。从会议的进行情况来看，应该说初步实现了这个目的。不仅属于社会经济史范围的论文几乎占据了整个会议的半壁江山，而且基本上都贯串了历史学本位和对社会变迁的关怀。当然，本届会议对社会经济史的倾斜，并未忽视其他方向的社会史研究。特别是在社会文化表达的传统与变迁、近代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多元化视野下的灾荒与环境等社会史研究中历来重视的问题上，都出现了颇具新意的路径、方法和观点。限于篇幅，本文自不能将所有佳作一一介绍，只能以与会者关注较多的问题为中心，对相关论文稍加归纳。其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识者多加指正。 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与不发展 以往研究早已证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巨型的社会变迁过程，其复杂性和曲折性都是举世罕见的。这是因为，中国是在外力推动下才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经验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又有着极其悠久的文明传统和自身独特的社会运动形式，因此使得这个进程演化为一个错综复杂的、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这就造成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更为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我们既能见到现代化在近代中国得到发展的一面，也能看到不发展的一面。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准确把握这种发展和不发展交织的状况，并认识其背后内外因的辩证作用呢？相对于思想和文化等主观意识领域来说，经济领域或许能够提供更为直观的例证。对此，在会议有关近代工业化、国家财政和货币问题的研讨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在近代工业化问题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林刚(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试论列强主导格局下的中国民族企业行为——以近代棉纺织工业为例》一文。文中指出，对于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与外国资本列强的关系，学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落后必然要挨打，民族企业之所以难以发展和处于劣势，根本原因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所致。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自身完全可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外国资本列强通过种种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阻碍了民族经济的进步。这个认识的某种极端表现，是将民族工业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归之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背景之下。该文以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行为为个案，解释了在资本列强主导我国经济格局下的民族企业行为的“变异”现象。进而指出，前述两种意见实则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唯一取向，同时忽略了中国国情是影响现代化的基本因素。 武力(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也在《从官营工商业到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国家资本演变的历史分析》一文中提出了与林刚大致相同的认识思路。他认为，中国在发达的地主制和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建立了悠久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这种体制不仅没有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包括政府的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保持了强大的排斥力。因此，这种将工业化与民主化、市场化分开的观念和目标，以及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对强大政府的强烈需求，使得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现象，一直或多或少地延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 在国家财政问题上，史志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咸丰、同治时期的户部银库收支及库存》一文中提出，咸丰、同治两朝是清代财政发展中衔接传统与近代，在管理体制、收支结构和内容等各方面都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他根据对咸丰、同治时期银库支出规模的分析，认为这一时期户部所管的财政已经变成只保证京师用款的财政，过去那种户部作为全国财政中枢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虽然晚清时期的银库库存未再恢复到清前期的水平，但其对于清王朝财政的意义及其所起的作用，也已远没有原来那样大了。咸同以后，各省财政自主权扩大且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这种趋势的发展使户部银库的库储作用也不再具有全国财政准备金的意义。 然而，在岸本美绪(日本东京大学)看来，直到清末，国家财政体制的变化很可能不能估计太高。她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覆盖清末13年、多达1072册的《河南钱粮册》，对清末地方财政的实际情况及其与制度规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虽然《河南钱粮册》所涵盖的是财政急剧膨胀与混乱的时期，同时也是努力开展财政制度改革的时期，可是在清末，与新政有关的新支出项目，或从酌拨到摊派等财政原则的变化，对奏销制度的框架几乎没有带来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