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2-0066-07 清朝末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中国人种和文明的起源问题，受到政、学两界的共同关注。其中，著名学者、思想家刘师培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尤为引人注目。在当今学术界受到一定注意，出现了一些相关成果①，笔者也曾有文予以探讨[1]。不过就研究现状而言，不少问题仍有深入研讨的余地，如“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与刘师培所执民族观念的关系，与刘氏中西知识素养的关联等问题，即有进一步申说的必要。本文便拟由此出发，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再度进行探讨。 清末，对于中国人种和文明源自何方的问题，西方、日本学者作了种种考释，提出种种说法。最能博得中国知识界赞赏和信从，并令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推崇的，是帕米尔—昆仑山和巴比伦两种西来说[2](P53)。其中巴比伦说论证较为系统严密，尤得刘师培、章太炎青睐。 巴比伦说的主要倡导者是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②。他认为，公元前23世纪左右，原居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Elam)一带已有高度文明之迦克底亚—巴克民族(Bak tribes)，在其酋长奈亨台(Kudur Nakhunte)率领下大举东迁，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今甘肃、陕西一带，又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之野蛮土著部落，势力深入黄河流域，遂于此建国。酋长奈亨台(Kudur Nakhunte)即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Huang Di)，Huang Di是Nakhunte的讹音；巴克族中的Sargon即神农，Dunkit即苍颉；巴克本为首府及都邑之名，西亚东迁民族用之以为自身之称号，即中国古籍所言之“百姓”；昆仑即“花国”，因其地丰饶，西亚东迁民族到达后便以“花国”命名之，所以中国称“中华”[3](P4-7)[4](P9-13)。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还举出大量中国早期文明相似于巴比伦文明的实例，涉及科学、艺术、文字、文学、政治制度、宗教、历史传统和传说等领域，如认为中国的卦象类似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历法上一年分十二个月和四季的方法以及定闰月的方法，两地极为相似；二十八星宿之说也是两地共有；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中国文明系巴比伦文明派生物的标志[3](P9—25) 拉克伯里的论著大多在19世纪80年代发表，其巴比伦说的集大成之作《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则出版于1894年。该说很快传至日本，特别是通过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使得它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该书第三章《支那民族自西亚细亚来之说》集中介绍了拉克伯里学说，尤其是拉氏《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中的观点，从文本对照来看，大量内容翻译或编译自拉氏此书[5](P28—68)。 通过《支那文明史》这样的著作，拉克伯里学说很快为在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知。随后《支那文明史》中文译本的出现和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对拉氏学说的介绍，使得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了解这一学说。具体而言，1903年，《支那文明史》被上海竞化书局译为中文出版。与此同时，蒋智由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其中的一节《中国人种西来之说》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拉克伯里学说。他首先说：“研求中国民族从亚洲西方而来之证据，其言之崭新而惊辟者，莫若千八百九十四年出版之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所著之《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其所引皆据亚洲西方古史与中国有同一之点，于此得窥见中国民族之西来，于西方尚留其痕迹，而为霾没之太古时代，放一线之光。”接着他以精炼的文字对拉氏书中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观点予以概括，从行文和所附图例来看，其表述主要取自日文本《支那文明史》一书[6]。 几乎与蒋智由同时或稍后，刘师培对“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也进行介绍并表示认同，其主张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粹派知识分子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从1903年到1906年，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攘书》、《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思祖国篇》、《古政原始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论著中皆征引和阐发了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他的主张有一扩展过程，从认同帕米尔—昆仑山说到信从巴比伦说。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民族志》、《攘书》中，他认为“世界人种之开化，皆始于帕米尔高原，故汉族初兴，亦大抵由西方迁入。”③“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而昆仑峨峨(昆仑即帕米尔高原……)，实为巴科民族所发迹(西书称中国民族为巴科族，即盘古一音之转，古盘字读若般，如公输般或作盘之类，巴般之音尤近)。”[7](P631)在1905—1906年发表的《古政原始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中，他又进而提倡巴比伦说，认为：“神州民族，兴于迦克底亚。《史记·封禅书》曰‘泰帝兴，神鼎一’，《淮南子》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泰帝泰古者，即迦克底之转音也。厥后逾越昆仑，经过大夏，自西徂东，以卜宅神州之沃壤，皙种人民称为巴枯逊族。巴枯逊者，盘古之转音，亦即百姓之转音也。”[8](P664)“西人之称汉族也，称为巴枯民族，而中国古籍亦以盘古为创世之君。盘古为巴枯一音之转。盖盘古为中国首出之君，即以种名为君名耳。……据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庇伦之莎公，仓颉即但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又谓：学术、技术、文字、文学，中国当上古时，无不与巴庇伦迦克底亚相同。所引者共数十事，今不具引，其确否亦不得而定。然拉氏为法国考古大家，则所言必非无据，按以中国古籍，亦多相合，而人种西来之说，确证尤多。”④从这些论述来看，刘师培在认同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的同时，运用己所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中国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对之加以印证，从而使得该主张更具说服力。当然，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深入过程，他虽以“盘古”之转音“巴科”、“巴枯逊”、“巴枯”作为西来说的基本论据，但显然这西来之处有帕米尔—昆仑山与巴比伦之别，而其最终认可巴比伦说，则是因服膺拉克伯里学说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