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2-0154-09 清末民初是“蜀学”兴盛的重要时期，当时曾涌现出诸如骆成骧、廖平、杨锐、刘光第、宋育仁、吴之英、张森楷、吴玉章、郭沫若、蒙文通、向楚、向宗鲁、赵少咸等著名学者①，这些学人多出自“两院两堂”(即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中西学堂、存古学堂)以及后来由“两院两堂”发展而成的四川大学。在“两院两堂”之外，也还有一批相当出色的“蜀学”人士，他们无论是经学、辞章，或是小学、校勘，都不乏精绝之作，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近代“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龚道耕(1876－1941)就是其中重要一位。龚氏历任成都多所大学、中学的校长和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名校教授，人称“著述行天下，弟子遍蜀中”，是近代四川不可多得的教育家和学问家。其人朴实谨厚，学识广博，精熟《仓》、《雅》，精意经史，著述110余种。他不趋新以炫世，不随众而媚俗，在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大张赤帜、大行其道之时，龚氏却注重小学、力标“郑君”，在“今文”学之外独标一帜，形成与廖氏学术互异互补的景象，从而构成近代“蜀学”的完整概念。他是四川近代“蜀学”的著名大师，也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然而，在近世的种种研究中，龚道耕却被学人忽略了，至今不见有专文发表。为补此缺，本文拟对龚氏学术特色聊作探讨，希望能引起人们对他的重视。 龚道耕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有造诣，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索。这里仅就其学术特征归纳数事，以为深入研究的引玉之砖。就龚氏学术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五大特征：其一“博学渊深、学贯四部”；其二“汉宋兼宗、不废今古”；其三“气度恢宏、独具通识”；其四“经史皆通、善于文学”；其五“持论平衡、发人深省”等。 一、博学渊深,学贯四部 龚道耕学识渊博，这是学人对他的共同看法，无论前贤，还是朋辈，无论是后昆，还是门徒，对这一点都无异议。庞俊(石帚)《记龚向农先生》谓其“发奋力学，自《仓》《雅》、群经、诸子家言，乙部掌故，及当代典制，朝野轶闻，莫不洽熟穿穴，仰取俯拾，日有造述。”[1]庞氏又撰《龚氏墓志铭》说：“自《仓》《雅》训故、九流家言、乙部掌故，下及当代典制，朝野轶闻，浃熟贯通，无不宣究。”[2] 龚读籀撰《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下称《学行述略》)：“府君于学无所不窥，早岁治小学考据，及流略纂辑。”又：“治学以广博为务，闻见搜讨，每深惟其终始，以为此孟轲氏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②唐振常《忆舅文》也说：“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博大精深，四部之学，无所不窥，而于经史，尤所倾注，最得力的著作，在于经学的研究。正由于学无所不窥，所以能成其大。”③ 龚氏的博学，当世已引为学人楷模。唐振常回忆：“赵尧生熙先生，我祖之学生而又我父之师。清末以翰林出为御史，硕学名流，驰誉国内。尧生先生最推重向农大舅父，我家尚存尧生先生致先父书札数十通，札中有谓‘如向农先生者，可谓读书种子矣。’多次嘱先父多与向农大舅父相接，学其学，学其人。”赵熙(1866－1948)乃近世四川“五老七贤”④之一，德业文章，乡里钦崇，他对龚向农尚且如此推重，益证龚氏其人非同凡响。 龚道耕著述十分丰富，庞俊《记》谓其“发奋力学，……仰取俯拾，日有造述。年未三十，成书数十种，由是知名。”《墓志铭》也说：“甫逾立年，造述有斐，扃箧至数十种。”庞《记》后附有《龚先生遗著目录》，徐仁甫则专门编有《龚向农先生著述目录》，发表于《志学》第6期。二目著录龚氏著述69种。此外，笔者考察各类文献，又补充龚氏著述遗目42种⑤。综合两项，可得龚氏经部著述39种，史部著述33种，子部著述27种，集部著述12种，四部合计共111种之多。 在龚氏著述中，有系统的学术专著，如《经学通论》⑥、《中国文学史略论》⑦等，是当时颇受学界重视的学术专著，一时成为成都各大、中学校通用教材；有单篇学术论文，如《补礼经宫室例》、《〈孝经郑氏注〉非小同作辨》、《孔子生年月日说》⑧、《三家诗无〈南陔〉六篇名义说》[3]等，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具有精深见解，发人所未发；有的则是辑佚作品，摭拾千古不传之秘籍(如自《鲁连子》至南北朝袁子《正论》、《佚子最录》四十四种等)。或又独识别裁，撮录古代美文范本(如《六代文钞》、《南北朝八家文钞》等)，以为文化弘扬与传播之助；或又发凡起例，意欲新撰史、志(如《重修清史》、《重修成都县志》等⑨)；或又对古籍经典作校勘批注(如“南北朝八史”及新、旧《唐书》诸《札迻》⑩)；或又关注现实，评时论政；或又吟曲作诗，蜚声艺林，等等。从内容上看，则遍及经学通识、制度考证、文献整理、新史修撰、文学创作、时事政治、辑佚、文选，等等方面，举凡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时政各个领域，都有涉猎，都有精深的发现和发明。可惜时运多艰，穷于应对，又且天不假年，遽归道山，无暇著述的董理刊布，许多著作未得发表，有的甚至还未成定稿。其已经刊布的著作不过《经学通论》、《中国文学史略论》、《三礼述要》、《礼记郑氏义疏发凡》(11)等数种，不及全部著述的十分之一。不无遗憾！ 二、汉宋兼宗,不废今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