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

作 者:
王川 

作者简介:
王川(1969-),男,四川乐山人,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四川 成都 610066

原文出处: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1930年,在西康地区发生的“大白事件”,并升级为“第三次康藏纠纷”,是近代康藏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在这一历时久、涉及多、过程复杂的康藏纠纷事件的解决中,中央与地方各部门、政治势力、藏与西康、青海省政府等,均有所贡献,可以说,各方面的相互了解也在客观上得以加深,康藏、藏汉民族感情自然亦得到了强化,并对以后四川西部及周边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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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8)02-0020-06

      在近代史上,如同“民七事件”升级为“第二次康藏纠纷”一样,在民国中期的1930年,在西康地区发生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大白事件”,并升级为“第三次康藏纠纷”。事件发生后,发生纠纷的双方——大金寺(当时文献又译写为“大节寺”、“达结寺”、“大吉寺”、“大经寺”、“达金寺”)、白利村(当时文献又译写为“白日寺”、“白茹寺”、“碧利寺”)各执一词,互相指责,致使卷入事件的康与藏、中央与地方等各方面越来越多,一直到了1940年,这一历时久、涉及多、过程复杂的纠纷事件,才最终得以解决。关于“大白事件”及所引起的所谓第三次“康藏纠纷”,最新的研究成果请参看周伟洲先生的大作《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1-10页),该文对“康藏纠纷”的历史根源、性质及其影响提出了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本文拟重从民族关系的视角进行一番论述。

      一、“大白事件”的发生

      (一)大金寺及其亲藏传统

      大金寺位于甘孜县西部的绒坎岔,距县署约50里,在白利村西约30里,是一座格鲁派大寺,在康北以富裕、势众著称,寺中僧人善于经商,办有“桑都昌”商号,该商号的分支机构遍布拉萨、康定以及印度噶伦堡。大金寺部分喇嘛投靠十三世达赖(1876-1933)后,在拉萨做生意,请求免税,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批准[1](p1452),势力更加发展壮大,喇嘛益加骄横,有恃无恐。

      大金寺向有亲藏传统:光绪三十五年(1909),赵尔丰在率军平定德格土司争袭的军事行动中,由于大金寺“拒绝官军驻扎”[2](p509),致使昂翁降白仁青一行人得以从绒坎岔以南打火沟逃往邓柯、杂曲卡一带;民国六年(1917),“有乡城挂[即娃]八百骑,远道来抢大金,寺僧闭门拒守,激战三日”,并向当地边军“乞援”,边军坐视不救,“寺僧由是大恨”[3](P456-457);次年,在藏军东攻的战争中,“寺僧因记旧仇,私通藏军,确曾戎装助战,所以能攻陷喀坪桥,汉军大遭挫折”,因此,大金寺“不畏汉官,益与藏军结纳也”,“大金寺实暗助藏番”[4](P420),是当时的共识。1928年冬,九世班禅大师驻川办事处所出版的《藏民声泪》说:“西康北路之大节喇嘛寺,共有喇嘛七百余人,殿宇宽宏,寺产富庶,为全康各寺之冠,……又每人必备快枪良马,以资防卫,偶一集合,俨成劲旅,近年受达赖指使,屡次驱逐川军,极得达赖嘉奖。今春,达赖复行笼络手段,遣特派员到康,赍该寺金佛二尊,绣像一轴,以及其他珍贵什物,该寺喇嘛,为其所感,是奏乐排队,欢迎特派员云”。[5](P53)

      (二)“大白事件”的爆发

      在康北,白利土司是很有影响的地方势力,其核心在甘孜县一带。在20世纪以来,白利土司“辖有喇嘛寺三:一曰春则,二曰白利,三曰亚拉”[3](P491),其中,雅让寺(属萨迦派,当时文献又译写为“亚拉寺”)系白利土司家庙。当地政务向由白利土司与雅让寺活佛共管。

      1927年,白利土司去世,其女袭任。袭任的白利女土司性情刚烈,与雅让寺二世智古活佛不和,而雅让寺二世智古活佛降生于大金寺附近之“林葱乡桑都家,此家即属于大金喇嘛寺管辖”[4](P428),素与大金寺关系密切。此后双方矛盾日益加剧,智古活佛遂于1930年初迁往大金寺,并将此前白利土司拨给服役的15户差民转赠给了大金寺,引起白利女土司和民众的反对,为争夺15户差民,白利女土司逐渐与大金寺发生纠纷,实际只是很少的寺产之争。

      当时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属下的川康边防军(下称“康军”)无心无力使事态扩大,希望息事宁人。故而康军旅长马驌派遣了参谋朱宪文“驰往开谕”,谋求前往解决大金、白利之纠纷。而金沙江西岸的十三世达赖及西藏地方政府想乘中原战乱恢复大西藏的迷梦,派了两个代本的兵力越过金沙江,从德格打过来支持大金寺,妄图占领康区。

      1930年6月18日黎明,大金寺仗着人多势众、武器装备精良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纵容,在管家桑领德甲、真真的率领下,出动僧兵,“率队猛攻,开枪轰击,将白利高地占领,焚毁民房数十间,继又占领白利村全部,掳去男女数十人,缴去快枪及九子枪共二百余支”[4](P431)。武力攻占了白利村后,僧兵们到处抢劫烧杀,无所不为。白利土司及其随逃人员逃至甘孜县后,先后上报甘孜县、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等部门[3](P1),要求主持公道。甘孜县知县韩又琦闻报,处理无措,只有请康军前来防范。康军旅长马驌商议后,派遣了军法官马昌骥、团长马成龙,会同道孚县灵雀寺、炉霍县寿灵寺的高僧以及甘孜孔撒土司、朱倭头人,前往调解纠纷。大金寺依仗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尤其是驻扎德格的藏军德墨代本的纵容收及三百支步枪的支援,蛮横无理,拒不接受调处。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驻川办事处均多次致电川防边防总指挥刘文辉、蒙藏委员会等部门,献策派人,积极调解,一度还曾引起过一场误会[3](P6-15)。

      8月30日,康军派出的前沿侦察排长李哲生在值勒巡逻时,被藏军游骑开枪打死,致起战端。此即近代康藏史上有名的“大白事件”或“大白之争”,又名“大金寺事件”、“大金事件”、“达结(大金)白利事件”、“达结、白茹事件”、“达白事件”①,简称“达白案”[3](P200)。因大白寺地处西康甘孜县,故又称“甘案”[4](P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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