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2-0110-05 在清末新军编练的热潮中，僻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也进行了编练新军的活动。新军不同于以往的旧军，不仅在于“编”，更在于“练”，“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1]544，“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如法，与不练同”[2]28。清末的军事教育一般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部队的军事训练与教育，一是军事学堂(校)的军事教育与训练。部队的军事教育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士兵的军事教育与训练，一是官佐的军事教育与培训，而官佐的军事教育与培训主要通过军事学堂(校)进行。在编练新军的活动中，云南地方当局和陆军第十九镇针对新军部队的实际，先后拟具了三个“计划”，即《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教育方针草案》、《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①，对新军部队进行军事教育与训练。目前史学界还无人对这三个“计划”进行研究引用。本文拟在解读这三个“计划”的基础上对清末云南新军编练与教育进行探讨，目的是加深人们对清末新军编练与军事教育的认识与了解。 古代中国曾是军事教育相当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夏代，就有“以射造士”[3]1记载，揭示出当时军事训练教育的内容。“以武功定天下”的清朝，其统治者也是相当重视军事教育与训练的，一方面不断督促军队进行操练，制定了定期操练的制度，规定京师劲旅“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习步射四次”，骁骑营“每月分期习射六次”[3]6，各地驻军定时按期训练，演习武艺、阵法，并进行军纪教育。只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清王朝国事日衰，政治腐败，军备窳劣，军队的训练教育几乎弛废，官兵视挽弓骑射为苦事，而且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都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兵之食烟者十之八”[3]8，清王朝“军事系统显著腐败的现象，恰恰反映了清代中国的整个结构正在逐渐蜕化。政治的腐败堪与军队的腐败相比拟”[4]12。 两次鸦片战争和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中国传统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湘、淮军的编练产生，标志着军队训练、编制开始出现变化，并开始由使用冷兵器向冷热兵器混用变化。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清廷在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加强海防方面，花费巨资，作了种种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甲午中日一役，中国惨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天下震动”、“举国哗然”[5]131，154，中外臣工纷纷条陈时务，“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6]18，“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6]13，主张采用西法，创练新军。清政府也看到，日本在战争中“专用西法取胜”，其军队受过严格的新式军事训练，各级官佐大都受过军事学校系统的军事理论和技战术教育，因而得出了“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6]10的结论，并决定招募新勇，“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训练，成一大枝劲旅”[3]72，开始了编练新军的活动。袁世凯在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张之洞在南京编练的“自强军”，揭开了新军编练的序幕。但这一时期的新军编练，带有试办性质，并在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惨遭失败。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全面改革陆军军制与普练全国新军。 在编练新军的热潮中，1902年，僻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也开始了编练新军的活动。但在编练初期，进展缓慢，成效甚微。1905年，丁振铎接任云贵总督，继续进行新军的编练。鉴于云南军队的现状，丁奏称：“窃维滇省地当边隅，时事日艰，练兵诚非缓图。惟素称贫瘠，饷项不充，近则协饷多半停解，尤觉异常支绌。势不得不酌量变通，以期济事。且免与旧有各营过形轩轾。”[6]267故仅搞了一些改旧军练新军的活动，两年后仅编练成步队一协、炮队两营。清政府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本欲大力裁减旧军，以便集中更多的军饷用于新军编练，达到以新军代替旧军的目的。但是，各省因财政困难，不能如期完成新军编练的任务，已编成新军又不敷分防，各省督抚“深以地方治安为忧，率请酌留旧营，以防内患，于是部臣始有改编巡防队之请”[7]9685。1907年6月，陆军部根据原练兵处奏议，拟定了《巡防队试办章程》，指出“旧有之防练各营以及杂项队伍，原定规制彼此分歧，积习相沿，殆非一日，而各该省防务紧要，原设营队大都分扎已久，一时未便议裁，前经练兵处奏明，统改为巡防队，使其名实相副，与新军有所区别”[8]74。于是清廷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对旧式防军进行改编，以便建成一支与新军互为声援的地方武装，即巡防营(亦作巡防队)。“盖陆军所以防外，具国军之雏形，巡防营所以保卫地方，如警保军队之设置。惟巡防营兼有清乡守土及镇制政治反抗之作用耳。至于巡防营之编成，或于旧绿营挑选精壮，或就练勇—即勇营—拣择锐良，而加入招募土著民丁补充编组而成”[9]13。由于清政府财政拮据困窘，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新军编练，巡防队经费得不到保障，军队编制与训练新旧掺杂；所用武器参差不一，杂乱无章；官兵来源混杂，其素质较之新军更差。 1907年，清政府正式提出编练全国新军36镇的方案，云南“控制西南边徼，亟宜厚集兵势，以资防守”[6]75，计划五年之内编练两镇。锡良继任云贵总督后，致力于对云南已练就新军的整顿、扩编与训练。锡良认为，“滇省之根本，而为今日至要至图者，莫如练兵、铁路两端”[10]661，而“练兵一事，盱衡时局，滇省至少非练成陆军一镇，驻扎适中，无以备缓急而资镇慑”[10]662，“滇民颇不乏朴实刚劲之材，堪备兵格。无如各营将领，积习太深，不惟旧军视缺额侵饷为固然，即新军亦视罔利营私为得计，营垒未建，腐败已形，实为各省所少见。若再不认真整顿，旧军固等虚糜，新军万无进步，设边场偶有缓急，直难收一兵之用，思之可为痛恨”[10]681。锡良到任后，首先对新军严厉整顿，先后查办、撤换了四名管带和一些队官，并参劾了统领云南新军的候补道柳旭。锡良表示：“此外各营，仍当随时考核，如尚有缺额及不职之员，查明后即行奏请从严惩办，以肃军政”[10]682。为扩大新军编练，对新军士兵的年龄、身高、品行、文化程度等，都按照清政府《新订营制饷章》的规定，“汰弱留强”，以期“化散为整，转弱为强”[6]56。同时，订购军械，加强训练，并请求陆军部派一批军官充实云南新军，还致电陆军部请求先练新军一镇，称“查滇省编练新军，常年经费并元岁筹底款，仅由司局展转腾挪，每月拨交督练公所银三万两。合之大部(指陆军部)所拨之十二万，每年共四十八万两，开办经费尚不在内。若练成一镇，则常年不敷已在百万之外，两镇则更无论矣”，而“法瞰其南，英伺其西。五年之期迫何能待”[6]，因此请求“先练一镇，俾得支持危局”[6]270。到了1909年，云南新军编练成一镇，按当时全国陆军编列的序号，定为陆军第十九镇，下设三十七、三十八两协，每协设两标，即步兵七十三标、七十四标、七十五标、七十六标，另有炮兵一标、马兵一标、工程兵一营、辎重兵一营、重机枪一营、宪兵一队、军乐一部。与此同时，云南巡防队也改定营制，编成南防十营、西防十一营、普防三营、江防五营、铁路巡防十四营及开广边防二十营。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总计官兵19097名，巡防营24442名，合计35419名。云南陆军第十九镇不仅是当时各边省中唯一满额的新军镇，而且如论者所言，“云南新军之编练，较之南方及西南各省为早且多”[9]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