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耆英的制夷思想与实践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社会科学辑刊》 2008.1（原文约 10000字） 耆英是中国外交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近代转变时期的封建官员，其夷务思想，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其制夷方法，带有封建官僚的智术狡黠；其办理夷务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在此期间的耆英，对西方国家的某些认识是较为清醒的，也曾提出过一些可贵的制夷思想。耆英虽算不上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却是一位力图重新认识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 “夷务”大员；虽然未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主战者，但亦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可耻的卖国者、投降派。 晚清常关改革述论 廖声丰 南昌航空大学思政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1（原文约 7500字） 光绪朝后期，清政府先后对临清关、东海关、淮安关、闽海关、杀虎口关、赣关、九江关等常关进行了整顿。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或厘清吏治，或精简机构，或陋规归公、杜绝贪污，或厘定税则，或增添征税口岸，等等。应该说，一些常关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结果，税收比以前有较大提高；而其它一些常关，效果并不明显，虽吏治有可能得到整顿，但税收并没有增加多少。在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对晚清常关的一系列改革，不可能挽救其彻底衰落的历史命运。 应该看到，总税务司对常关改革虽有一定成效，税收比接管之前有较大增长。但清政府忽视了国家主权这个根本问题，把常关的管理权交给海关，而对海关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所以外籍税务司得以垄断海关权力，这就导致了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清季外官制改革中幕职分科治事补证 彭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 2008.1（原文约 8000字） 清季预备立宪期间负责官制改革的中央机构，先后有编制馆、考察政治馆、宪政编查馆和内阁法制院。 1906年起草外官制两种方案的是编制馆，起草《拟设督抚衙门幕职说帖》的可能是编制馆或考察政治馆，而非宪政编查馆。督抚衙门幕职分科治事制度的确定，经历了如下阶段：比较符合立宪原则的外官制第一种方案遭到各省督抚抵制后，编制馆或考察政治馆在《拟设督抚衙门幕职说帖》中提出设立幕职 “分曹治事”作为挽救；编制馆根据说帖在《直省官制总则草案》中拟成“分曹治事”的条文；经修改，成为《各省官制通则》中的 “分科治事”条文。《直省官制总则草案》是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对于准确理解幕职分科治事、会议厅的设置、地方行政区划等晚清制度变革颇有助益。 清末铁路总局探析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州学刊》 2008.2（原文约 7500字） 清末铁路总局起始于光绪三十三年底，隶属于邮传部，尽管存在时间只有四年，但影响清末铁路至大。且其中的人事纠葛直接导致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及保路运动的发生，进而则是清王朝的灭亡。首任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之所以能持续掌控局面，与袁世凯及其派系人物的鼎力支持关系密切，而梁本人的求实作风亦有相应作用。铁路总局的影响是导致交通系孕育成形，并在民国历史舞台上举足轻重。铁路总局作为一个透视清末社会幕后身影的窗口，研究它，后人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窗外世界。 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 ?： 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 张华腾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月刊》 2008.2（原文约 13000字） 1912—1915年间的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不是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的封建政权。第一，北京政府虽然实行总统独裁制度，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整体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更趋保守而已。第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先后参加北京政府，并在北京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是北京政府资产阶级性质的重要表征。第三，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政策、措施和法令、法规，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和法律基础，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前提，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第四，执政的北洋集团与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于清末同时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其代表的是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小官僚、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它们对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不满，主张改革，向往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几乎与资产阶级温和派相一致，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 吴蕴初与近代民族化工工业的兴起 王友平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1（原文约 7000字） 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吴蕴初，于 1930年代所创办和掌握的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四厂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化工企业集团，并填补了中国味精、氯碱、化学陶瓷工业的空白，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他因此成为当时上海民族工业的骄子、中国化工企业巨头。抗日战争时期，吴将其 “天”字号化工企业内迁四川，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四川现代化工企业的基础，并拟在全国各大地区扩建天原化工厂。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回国积极投身祖国化学工业，积极响应新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配合完成了他在上海、重庆、宜宾等地所创办的天字号化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重视科技教育，培养、资助了一大批优秀化工科技人才，对近代中国民族化工企业的兴起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