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中叶，美国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播基督教。由于猖獗的对华鸦片贸易严重地阻碍了基督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美国传教士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出发，对鸦片贸易不断进行谴责，此举对美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早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第一个正式条约的签订及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考察，对美国传教士在西方对华鸦片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及其演变，以及它在中美关系史和鸦片贸易最终合法化上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 发生在康熙时期的中国通过礼仪之争产生了对基督教传入进行限制的后果，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开始严令禁教，乾嘉道时期则在进行禁教的同时又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禁海政策。中国对外贸做了严苛的规定，“任何胆敢违犯中国朝廷禁令者必将面临严厉的制裁，对外国传教士尤其如此。”①在清朝严厉的禁教政策下，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数量显得寥寥无几，仅在1820年由美部会正式聘请1807年已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任差会通讯员。直到1829年9月，埃力亚·裨治文(E.C.Bridgman)自神学院毕业后接受美部会的聘请赴中国传教，与“海员之友社”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heel)一起，前往中国广州，成为美国来华传教士第一人。裨治文为了实现其传播基督教福音、了解中国的理想，决心“立意传道，方旷览诸俗，以验生平所学之是，兼以予所见所闻者，播之异土。”② 裨治文到广州后，清政府禁教政策没有改变，外国人活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裨治文并没有因中国禁教而放弃信念，他极力为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奔走。在马礼逊的倡议和鼎力支持下，裨治文和欧美来华传教士一道于1832年5月创办《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裨治文被推选担任该报主编，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巴驾等参加编撰工作。③该刊物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风俗、山川地理、军队装备、矿藏物产等进行详细调查和介绍，也报道中外贸易、外国人在华活动和讨论对华政策等。为了突出办刊特色，裨治文还在创刊号上概括地提出该刊研究的四个方面：第一，有关中国自然经济、地理位置的情况；第二，中国的商业发展情况，特别是中外通商贸易情况；第三，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法律等；第四，研究中国的宗教事业的发展状况。④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帮助西方尽快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文明，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为建立其想象的“平等”的中外关系打下基础。这也是裨治文等欧美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创办《中国丛报》的指导思想。 裨治文是最早关注中国鸦片贸易问题的西方传教士之一，对鸦片的流弊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密友罗伯特·莫里森和许多其他在华新教传教士受雇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此，裨治文谨慎地避免公开其观点，要求美部会不要轻易将其对鸦片贸易的观点发表在《传教士先驱》(Missionary Herald)杂志上，以避免与英国当局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当裨治文在中国的声望逐渐扩大之后，他开始更为公开地抨击鸦片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主要赞助人是坚定拒绝参与鸦片贸易的纽约慈善商人奥立芬(D.W.C.Olyphant)。1932年3月，他在《传教士先驱》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将鸦片描述为“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并对中国毒品严重泛滥进行了深度描写。这是美国传教士首次公开地在西方杂志上评论在华鸦片贸易问题，也是第一次使美国公众震惊地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⑤《中国丛报》从1837～1840年也发表了多篇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作为西方国家了解在华鸦片贸易罪恶的主要窗口，《中国丛报》对早期美国国内反鸦片贸易舆论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其中，裨治文撰写的《对华鸦片贸易史》、《论当前鸦片贸易危机》等是当时很有分量的谴责文章。在1839年发表的《论当前鸦片贸易危机》一文中，裨治文呼吁，要“首先讨论重大的道德问题”。他强调，造成鸦片危机的首要原因是英印政府“低下的道德状态”，而且“孟加拉（英人）的道德水平也就是其祖国（即英国，引者注）的道德水平”；鸦片贸易使英国这样一个“主要基督教国家”，处于“与她的责任和荣誉不相称的地位”，而中国的“异教徒政府在反抗由一个基督教民族施加的道德沦丧的诱惑时所表现出来的原则性力量”，则必将“发挥它的作用。”⑥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输入量剧增。据不完全统计，1800～1804年间，鸦片输华量每年平均3500箱；1820～1824年间，每年平均增至7800箱。到1838～1839年间，竟达35500箱。鸦片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吸食鸦片之风，由达官贵人殃及绅商百姓及军队官兵。魏源曾说：“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稿人形骸，患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⑦1836年，清朝政府高级官员就解决国内鸦片泛滥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考虑到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可能性。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首的官员主张，“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变通办理”；提出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乃用旧制度，准予夷商将鸦片照药料纳税”，以达到鸦片走私的不禁而绝。但以内阁学士朱峥等为首的官员则上奏批驳驰禁论，指出鸦片“消弱中原”，“毒害中华”，必须严禁。⑧裨治文也期望尽可能地促进鸦片贸易问题的公开讨论，并决定在《中国丛报》开辟一个研究和争辩鸦片贸易问题的专栏。1836～1837年间，裨治文和卫三畏在《中国丛报》刊登了17篇有关中国鸦片贸易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其中多数文章阐述了鸦片对中国道德、商业和政治生活所产生的罪恶影响。裨治文本人也针对鸦片种植和贸易撰写了多篇具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他相信“博识的公众将显而易见地认识到鸦片贸易的罪恶，并期望终止这种贸易”。在《罂粟之耕作》(Cultivation of the Poppy)一文中，裨治文参考了西方鸦片研究文献，评论了罂粟的耕作方法和加工程序，描述了它在英国殖民地印度的耕作及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⑨然而，裨治文当时还未非常直接地抨击对鸦片贸易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些西方商人或政府官员，因为一些鸦片走私商人如英国商人威廉·加尔帝(Willianm Jardine)、怡和洋行马地臣(James Matheson)及兰斯洛特·登特(Lancelot Dent)等都是裨治文及其同事所成立的慈善组织的主要赞助人。尽管如此，裨治文还是尽其所能地揭露鸦片贸易对中国民众所造成的危害，并援用中国学者的论述认为“鸦片吸食是由外国人播散于国人之中的悲惨的灾害……。”⑩然而，裨治文、卫三畏等人的努力及《中国丛报》的呼吁无法阻止鸦片贸易走私活动。英国在华公司通过英国政府高级官员轻易地压制了国内反鸦片贸易舆论，挫败了推动英国政府单方面终止在华鸦片贸易的努力，而美国的一些公司（如拉塞尔公司）也逐渐地卷入了非法的鸦片贸易活动，并与英国联合，抵制反鸦片贸易的舆论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