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8)01-0054-10 关于同盟会的成立，过去流行的说法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革命团体联合而成。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有人重新探讨，指出“同盟会的建立，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生中来自国内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以组织名义转入同盟会的，只有兴中会一家”①。更有人撰《同盟会成立新论》，论证“同盟会不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团体联合而成，也不是几个革命团体的联盟，而是孙中山继兴中会之后，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②。两者立论的角度有所不同，资料的运用上也有相互补充之处，但均以孙中山为主轴，全仗他以全国革命领袖的态势，不失时机地寻求发展。同盟会的成立，是逻辑的必然。虽然已注意到了中国留日学生，但对留学生的历史地位未加重视。军国民教育会也已有人作专项研究③，却忽视了留日学生在1903年的思想转变与实践活动，及其与同盟会的渊源关系，依然未能摆脱传统的思路。 历史的发展，不是按照预设的目标按部就班前进的，偶然的因素常起决定作用。后来有人提出：同盟会的成立，是几个特别人物试图把众多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才干，以及中国秘密社会及新军的潜在力量联合起来。在这问题上，孙中山是被动的④。还有人说：“同盟会不是，也不可能是各个革命小团体者组织的联合，确切地说，它是在革命思潮高涨的形势下，留学生中的革命志士们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风云际会的历史壮举。”⑤这样的论述，虽仍在陈轨上徘徊，但已经到达了解决问题的边缘。留学生中的军国民教育会已呼之欲出。 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黄兴合作的结果。黄兴是军国民教育会的代表。 一、留日学生与军国民教育会 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一衣带水的上海志士相呼应，从1901年至1905年，共同经历了由爱国而革命的历程。 1896年，清廷驻日公使裕庚向日本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提出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要求，西园将此任务交给了嘉纳治五郎。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有13名，他们是唐金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等，最后只有7人修完了3年课程，由嘉纳授予毕业证书⑥。梁启超于1899年在东京亦创设了高等大同学校。由此很快出现留学日本的高潮。 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长江流域起义，已有留日学生参与其事。 1901年，留日学生已逾200人，其中有一以联络感情为宗旨的“励志会”，“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据张继说：当时“尚无革命与不革命之分”⑦。“惟发刊译书汇编及参加汉口发难（指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诸人，多属此会分子”⑧。“辛丑七月，（清廷）下诏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并选派学生出洋，且有用东西洋毕业生之议。留学生热衷利禄者，多认为仕途捷径。励志会会员乃亦次第解体。”⑨陈独秀就在此时自费东渡留学，也参加了励志会，因见该会“本质不妙”，则与张继等“后参加而先脱会”。于是励志会中“意气舒发者为青年会”⑩。是年冬，青年会的成立大会借牛込区周寓召开，出席者计有秦毓鎏、董鸿袆、叶澜、周宏业、张继、程家柽、冯自由、谢晓石、陈由己、苏子谷等数十人，“明白揭示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11)。“金邦平本在内，因卒业早稻田大学，将回国谋官，请求脱会”(12)。这个团体，当初是仿意大利在独立前曾成立的“少年意大利”组织，故定名为“少年中国”，后经再三斟酌，觉得“少年中国”四字易招满清当局所忌，“乃隐约其词，名曰青年会”(13)。 就在这年6月，顾乃珍等9人要求进成城学校学军事，遭日本政府拒绝。中国留学生则要求撤换中国驻日公使蔡钧，并有百余人弃学归国以示抗议(14)。这一事件导致翌年3月31日张继、邹容、陈由己、翁浩、王孝缜惩罚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事件。据章士钊说：“姚昱（文甫）风尘下吏……无端撄留学生之逆鳞，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由己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以致酿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返国，邹容则乘机刊布《革命军》，激起排满浪潮。”(15) 上海开埠较早，经半个世纪的发展，至20世纪初已成为近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大城市，也是西方文化最易传播和生根落户的场所。20世纪初推动上海文化与革命发展的关键人物是蔡元培。他在1901年来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4月，他与蒋智由（观云）、黄宗仰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决议“自设学堂，自教子弟，不必赴日本留学”(16)。适值南洋公学校方压迫学生而引起集体退学的风潮，有200多学生离校，转入中国教育会，组成爱国学社，订章规定：“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鹿儿私学之意，重教育精神、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励志气之助。”(17)冬，又成立爱国女校。 1903年是关键的一年，迎来了巨大风暴——拒俄运动。 沙俄在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出兵侵占了我东北三省。1900年1月8日，沙俄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就在“辛丑和约”正式签订之前（1901年2月），沙俄又向清政府提出一个书面约款（12条），企图造成掠夺我东北三省为既成事实。消息传到上海，则有旅居上海的各省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力拒俄约”。1901年9月《辛丑和约》正式签订，英、日、美等国对俄仍不撤兵表示不满。沙俄政府则于1902年4月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兵分3期于18个月内撤离中国。这实是一个骗局，佯把一部分俄国占领军换上（中东）“铁道守备队”的名称，算是第一期撤兵。迄1903年4月8日，是俄兵第二次撤兵日期，俄政府拒不履约，还于4月18日向清政府又提出7项要求，力图确保东北三省成为俄国的“黄俄罗斯”。旅居沪上的18省爱国人士于4月29日再次集会于张园，通电反对。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闻之大愤，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钮永建“忽发奇想，欲发起拒俄义勇队”，要求中国留学生会馆召集全体留学生讨论此事，以拒沙俄的侵略。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以学生手无斧柯，决无所成，且易引起政府之疑忌，拒绝其请”。青年会成员叶澜、秦毓鎏认为这正是推广青年会宗旨“民族主义”的大好机会，“赞成惕生（钮永建）组织拒俄义勇队之主张，借此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青年会员均以为然”。于是与钮永建联名发传单，定于4月29日在神田锦辉馆开大会。各省留学生到会500余人，有“蒯寿枢（若木）、钮永建、叶澜、林长民、王璟芳上台演说，激昂慷慨，鼓掌如雷。全体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举陆军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日日操练，备赴疆场。先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其拒绝俄人，否则与之决绝。且告以学生军之组织，请隶其麾下，求其援助”(18)。黄兴等130余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19)。苏鹏回忆：“欲效命疆场……主之者黄君廑午，每星期三、星期六午后及星期日……实弹射击……精神发越。”(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