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9-0039-07 一、客家源流问题的肇始 客家人是汉族中古老而独特的一个支系，是指中国古代因战乱所迫，从中原一带迁至赣、粤、闽等南方地区的汉族居民。“客家”一词原为当地土著居民对他们的称呼，后被客家人接受，用以自称。但在客家不同姓氏的族谱中，却都明确记载着客家源起于汉族，是汉族的一个支系。然而，由于最初客家多居于与外界相对隔离、交通不便的山岭地区，过着半“隐居”生活。所以，尽管他们在南方生息繁衍了数百年，外界对他们却极少了解。客家人为世人所关注是在19世纪初。原因是，客家人经过数百年的生息繁衍，人口大量增加，使得他们与周边土著民系为争夺资源矛盾愈益尖锐，械斗和群殴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二三较有见地的学者，恐其交恶不休，致伤和气，乃渐有一些关于客家源流变革及语言习俗的讲述。”[1](P2)第一个讲述客家源流问题的是本身即为客家人的徐旭曾。1808年，他在广东惠州丰湖书院执教，鉴于当时土客之间械斗不断，便有意在授课中向门人讲述“客家”来历。经门人韩某整理成文，编入《和平徐氏族谱·旭曾丰湖杂记》的牒谱中。关于客家源流，徐旭曾指出，客家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度，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以致“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江、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客家”之称，乃由“客人”衍生而来，因为“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关于客家语言，徐旭曾指出，“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他认为客家语言乃中原正音。至于客家风俗，徐旭曾认为客家人俭勤朴厚，“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客家人还具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以耕读为本，家虽贫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对于客家妇女的勤劳等美德，徐旭曾给予高度赞扬：她们反对缠足，“其于归夫家，凡耕种、樵牧、井臼、炊衅、纺织、缝纫之事，皆一身而兼之；事翁姑，教儿女，经理家政、井井有条，其聪明才力直胜于男子矣！”[3](P26-28)这篇《丰湖杂记》虽仅1000多字，却描述了客家人的源流、语言、习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标志着全面、系统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开端。不久，广东蕉岭人黄钊著《镇平志稿·石窟一征》，其中有《方言》2卷，记述了梅州地区的客家方言，这是最早的较为系统介绍客家方言的文献，对后世客家方言研究影响甚大。 但是，促使中外人士关注客家源流问题研究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和广东西路发生的土客大械斗。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导火线的金田起义就爆发在客家人聚居的桂东南地区。而且这次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等是客家人，起义的基本力量也是客籍群众，客家妇女亦大批参加战斗，“男将女将尽持刀”。诚如有论者所说，太平军“不数年间，占有中国土地的大半，建立太平天国。其间协谋建策，及弛驱战斗的将卒，……主要的脚色，还是两粤客家的子弟，天王所封一等的王，除洪大全外，其余都是客家中人。”[1](P2)客家人在斗争中所“表现的民族特性和魄力”，所表现的领导才能、斗争策略、英勇顽强等气质和精神，博得了中外人士的认同和赞扬，引起人们对客家民系的注意。 1856年，广东西路发生土客大械斗，起因是清王朝在广东的封疆大吏利用有爱国心、正义感的客家人搜剿土匪，结果演化成波及高要、高明、鹤山、开平、恩平、新宁六县的客家与土著民系的激烈械斗，其中以新宁地区最为惨烈。这场械斗一直到1867年才结束，持续12年之久，客家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死伤散亡者计五六十万。[1](P3)这场旷日持久的土客大械斗，被时人叹之为“诚千古非常之大变，亦旷世仅见之奇祸”。[2](P10)惨祸结束后，一些人不以为戒，仍污蔑参与械斗的客民为“客贼”，《新会县志》则将“客”写成“
”，称客家人为“
贼”；吴大猷等修《四会县志》时，又以中文中没有“犭”旁客字，而认为“客乃犵之讹”。[3](P14)不论将客家称为“
”还是“犵”，由于汉字的偏旁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带有反爪旁（犭）的都代指赋以贬义的动物，借此隐喻客家是一不开化的、野蛮的民系。这种明显侮辱客家的行为，一方面遭到一些正直的清朝官员的批评，如在籍巡抚丁日昌即致函广东巡抚蒋益沣，详述客家源流，为客家人仗义执言；[1]另一方面引发了一股学术言论界研究客家源流问题的热潮。在这一研究热潮中，一些在华西方传教士也卷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