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其时，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西方没落”及“上帝死了”等悲观论调弥漫欧洲大陆。与此相应，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自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一直凯歌猛进，在理性面前，一切声言拥有时效性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护。但是，此时人们却发现，“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是幻想而已”。“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所谓“破碎的世界”，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带来了科学与经济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却无情地铲除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将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为迷信，视人类情感为无益，“因而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无意义”。①人们在藉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时，其主体性也发生了异化，成为理性的奴隶。理性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不但没有出现，相反，现实中却充满着贫富对立与仇恨，乃至发生了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人是什么？”自古希腊哲人以来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成了问题，人们感到孤独，失去了方向，又出现了“人的危机”。缘是之故，自19世纪末以来便陷入窘境的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微了。 战后欧洲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它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所谓的“理性危机”，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破产；因之，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即此一取向的善果。另一个取向是反省现代性，②它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许多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大声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以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德国哲学家倭铿(R.C.Eucken)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风靡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的范围，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的倾向，但是，“柏格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省”。③它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 应当说，早在20世纪初年，国人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上述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重大变动，且于思潮的两个取向，都各有评介与吸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东渐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研究却比较薄弱。④事实上，忽略了后者，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一、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之东渐 国人对于19世纪末以来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感悟，其最初见之杂志者，据笔者所知，当是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是文作于1907年，次年发表在《河南》第7期，署名“迅行”。文章指出：19世纪的欧洲文化，科学发达，物质昌盛，但却失之一偏，独尊科学，崇信“物质万能”，而贬抑了精神与情志。尼采诸人深思遐瞩，首揭其“伪与偏”，预示着20世纪的文化与19世纪之文化异趣，即“非物质”而“重个人”：“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⑤鲁迅目光锐利，他显然已相当深刻地体察到了欧洲自19世纪末以来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现代思潮的变动。不过，是文没有注意到以柏格森、倭铿为代表，正风靡欧洲的生命哲学的崛起。同时，由于《河南》是留日学生的刊物，难以进入其时的中国内地，故就传播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而言，此文的实际影响当是十分有限的。 20世纪初，在中国本土最早报道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反省现代性思潮兴起的刊物，还当属著名的《东方杂志》。该杂志的《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强调说：20年间本杂志于新时代思想的介绍从未落后，“如各派的社会主义，本志在十余年前，即已有系统的译述；柏格逊（森）和欧根的哲学，也由本志最先翻译。”⑥此非虚言。早在欧战之前，即1913年，该刊就集中发表了杜亚泉、章锡琛、钱智修诸人著译的多篇文章，向国人颇为具体地初步报道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 是年2月，《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首载章锡琛译自日本《万朝报》的文章：《新唯心论》。文章指出：欧洲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潮变动，科学藉煤铁工业而大昌，哲学上唯物论也取唯心论而代之。缘是，“科学的人生观即唯物的人生观”盛行，“一切归因果律”，“人之及我，始终为物质”。虽科学进步，生产发展，但物欲横流，竞争日烈，信仰尽弃，人生日危。“我欲与过去之往古，表厥同情，既非所能；而现实生活，又足以使我绝望”，无怪乎欧洲自杀者日多，且不即于死，也不得不堕落。“呜呼，末世纪之悲惨，固若是哉”！所谓“唯物论”、“唯心论”，实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同时，文章也报道了欧洲生命哲学兴起的消息：“欧坎、俾尔先生，皆创新唯心论”，以与唯物论相颉颃，此乃“新时代之精神也”。是文虽属译作，但有两点仍值得注意：其一，它不仅提供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而且指出了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是新思潮的代表。这是民初有助于时人了解欧洲反省现代性信息的第一篇公开的文字。其二，本文作者还抨击了日本仿效“欧洲唯物论”所带来的危害，强调本文的目的是为了“反抗旧时代以迫出新时代”，即“我欲以新唯心论之人生观为基础，而创造新日本”。这对于国人显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7月，本刊第10卷第1号复载有钱智修的《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一文，对柏格森、倭铿的学说做了粗略介绍。同期杜亚泉的《精神救国论》（分3期连载）尤其值得重视。这不在于它对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论述更加具体，而在于如其文章题目所示，杜亚泉业已尖锐地直接提出反对“物质救国”论而主张反省现代性了。他说，“新唯心论者，即唤起吾侪精神之福音也”。“吾国人诚能推阐新唯心论之妙义，实行新唯心论之训示，则物质竞争之流毒，当可渐次扫除，文明进化之社会，亦将从此出现矣。”⑦此外，杜亚泉的《现代文明之弱点》、《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诸文，都在反复提醒人们关注“今日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⑧杜亚泉曾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热心倡导者，但以此为转折点，却成为了以批评西方文化著称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