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自广西北上后，如兕虎出柙，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转战千里，雄踞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强力政权。就当时形势来看，太平天国推翻清王朝获取全国政权的日子似乎是屈指可数、行将不远了①。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殊死较量，太平军最终被一支崛起于湖湘的“民兵”——湘军扑灭了。湘军和太平军都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相对说来后者号称百万，人多势众，也更勇猛善战、意志坚定，可为什么最终是前者取得了胜利呢？对此，学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于检讨太平天国方面的失误与不足以及抨击清政府的“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的无理干涉等，而很少从湘军入手，探求其究竟是如何战胜太平军的②。其实湘军功成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这里且不说湘军内部刻意营造的宗法血亲关系，也不说湘军统将的凶狠干练和拥兵自用③，更不说湘军水师的优势和威力，仅就湘军领导阶层④ 的认识和作为来考察，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一、以“名教”对抗“天父天兄之教” 湘军领导层均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尊奉程朱理学，主张学以致用。他们刚好又生逢衰世，面对时病弊政和社会危机，不禁产生忧患意识，有强烈的经世用世愿望。曾国藩“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⑤。胡林翼少有“经世志”⑥，在陶澍等的指导下，他以民生为念，博览群书，对山川要塞、兵政纪要探讨尤力。左宗棠“少负奇气，有大志，欲因时建非常之功”，他“究心舆地、兵法，讨论国闻”，“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精通时务”⑦。他们三人不仅互相交往，讨论时务，而且以类相求，在他们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曾国藩因仕途顺利，青云直上，更成为湖南士人争相结识的对象，影响很大。于是在当时的湖南就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经世士人群体，被后人称为理学经世派。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一切学问“论其原皆圣道所存”，所以他们向故纸堆中讨药方，通过“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⑧，这无形中更强化了他们的卫道意识，使他们益发有忠君报国的意识和卫教护统的自觉。曾国藩痛恨“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就欲以自己“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⑨。胡林翼则对幕僚说：“吾辈作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则不忠莫大焉。”⑩ 正因为如此，当洪秀全等在金田揭竿起义时，他们心怀忧愤，高度关注，切盼清军能尽快镇压“粤贼”。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以宗教迷信发起的农民起义不同，太平天国信奉的是经过洪秀全改造的洋教——拜上帝教。拜上帝教的基本教义为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应拜上帝；反对一切偶像，不拜邪神；除了阎罗妖，天下一家，尽是兄弟姐妹等。这个教义因其违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而遭到了当时儒生的普遍质疑和反对，有汉阳马生公然与“讲道理”的太平军头目激辩，结果当场丧命。 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目登其上日讲道理，鸣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生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才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如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于是骂不绝口。贼目大怒，传令将马生五马分尸，四肢各驾一马，辫发系一马，用鞭箠之，讵五马四蹄攒跃，皆不肯前，而马生肆詈如故，贼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尸。(11) 除了宗教信仰外，太平天国因其文化政策极其专制，也同样引起儒生的愤恨。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12)。把供奉孔子的读书育人之所改为马厩和屠宰场，表明了太平军对孔子的蔑视和厌恶，如果说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反对偶像的做法，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们恨屋及乌，把诸子百家书籍视作“妖书”而采取焚书的政策，就不可理喻了。太平天国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3)。于是，一场文化劫难开始了，太平军“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14)，对书籍大加破坏和糟蹋。 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三江两湖地区，这里人文荟萃，文化发达，因而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上述野蛮文化专制措施十分痛恨，有个士人就愤然记述道：“至可恨则莫过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嬛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15) 面对及此，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领导层的拒斥反应自然更加强烈了。但与一般儒生只知道口诛笔伐不同的是，他们敏锐地看到了太平天国异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危害：首先，搞乱了纲常伦理，太平军从上到下皆以兄弟相称，“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其次，用夷变夏，剥夺士子阅读诗书的权利，“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再次，不敬神祗，大肆破坏，所到之处，焚毁学宫，砸烂孔子塑像、牌位，“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总之，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制造了文化浩劫，“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16)，比历史上任何穷凶极恶的乱臣贼子还要可怕，所以对于“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17)。既然周公、孔子再生，都要诛灭“天父天兄之教”，那么广大士人也应该“以杀贼为志”，为维护道统、名教而战，这样，“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丑，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