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147-09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把史学看作是一门具有强烈资治功用的学问。进入近代，史学在救国强国这一神圣的任务中扮演着更为显著的角色，由此之故，史学在近代学术系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在传统学术门类里，史居四部之二，资源之富，世无匹敌；同时，若从现代分科的角度来看，惟独史学一门能与西学直接对应，“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①。如此说来，中国史学应该跟西方近代史学一样，在推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可是，传统史学在近代出现了“致用失效”，以致人们纷纷向旧史发难，认为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历史写书太过狭窄、太过陈旧，不能应付新时代的挑战，需要进行一场革命，以适应新的任务②，于是“史界革命”呼声不胫而走。 20世纪初，要求“史界革命”最为激烈的当数梁启超，他的新史学观念在当时可谓大刀阔斧，力辟史学新境界。革新派指出传统历史书写内容大多为一家一姓的历史，没有国民的历史，只是朝廷的历史，没有国家的历史，而新历史应该写“国家”、“国民”、“人群”、“社会”的历史，并要揭示出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历史进化的规律。但是，在官方和守旧学人那里，传统帝王家谱式史学观念仍然占居主流，于是新旧思想之间的相互斗争，在历史教科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露。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不是完全属于民间私人行为，需要经过官方审查，但由于晚清政府管辖力量的削弱，无力全面控制教科书编者的立场，所以许多历史教科书呈现出新旧交叠，亦新亦旧的现象，更有一些历史教科书完全站在革命派或汉族立场上叙述历史，把满族排斥在历史之外。不论革命派还是体制中人，都要借用历史教科书来宣扬各自的政治理念，如革命派希望历史教育能激励少年的爱国尚武、尊崇革命；温和派希望历史教育能使国人思想开明，支持改革；保守派则企图借用历史教育，控制少年意志，以达到忠君卫教之目的。总之，历史教科书已经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③。 一、民族主义与历史书写主旨的交错 20世纪初年历史教科书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互激荡的时代，它不仅反映了史学的演进，同时也折射出社会的变迁。晚清内忧外患的现实，使历史书写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在教科书方面尤其如此。不论是革新派还是体制中人，无不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喊着“爱国救亡”的口号，努力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无独有偶，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历史学通过叙述自身民族辉煌的过去，提升民族意识，在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统一过程中，“普鲁士学派”就曾扮演了这种角色。近代国人似乎受到西人的启示，也有意发挥历史学的功用。梁启超在《新史学》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梁氏试图重建“史学”、“爱国心”、“民族主义”、“文明”之间的逻辑关系，把历史作为培育民族主义精神、达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晚清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如赵懿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读历史之任务在于养成国家观念，勃发爱国之心，读史可以知道中国以前是如何之国，中华民族以前是如何民族，“显我祖国之荣光，复我先民之名誉”。④ “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学界使用得很混乱，不能清楚厘定“人种”、“种族”、“种类”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往往根据不同语境而凸显其中某种意义，有时从生物学的角度言“种类”，有时从人类学角度言“种族”，有时又从政治学角度言“民族主义”。中国传统虽然也有“夷夏之辨”，不过与“民族主义”仍有差距，后者属于西学领域。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迅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用以抵御欧美列强侵略中国的理论武器，可谓“以其之道，还之彼身”。如近代从国外翻译了大量西洋史、万国史教科书里多带有“欧洲中心论”倾向，宣扬“历史的人种”、“非历史的人种”谬论，为他们的殖民掠夺提供理论支持。可是，国人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针对中国社会现状，发挥人种学说的正面作用。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可言，有学人谓：“今也国际竞争，环球相望，于是万国比邻，国与国，人种与人种，虎视眈眈，苟有罅隙可乘，则竞夺人国，因之横暴残虐，无所畏惮，以适其所谓帝国主义之理想。顾于此间，问其法律、道德之制裁如何，则盗人之物则罪之，夺人之国反称强，而为人所畏。⑤揭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的残酷性，为国人敲响警钟，谈教育者应该“详其历史，告我国民，以策改良而资进化”。⑥ 一旦西方列强觊觎中国之时，更加促使抵抗外敌的民族主义兴起，民族群体的生存危机和整体利益的安危，日益强化着中国人的群体团结感、利益和荣辱的连带感和族群归属感，以及对这一群体的忠诚情结⑦。大部分晚清历史教科书持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立场。《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要求“以我国人述我国事”，“以进文化改良社会为主”。全书大彰爱国主义，“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衰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⑧在民族主义精神激发之下，为抵御外敌，重振汉唐遗风，“尚武”之风渐盛，得到举国上下一致提倡。军国民主义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如1906年《高等小学历史教授本》说：“历史中英雄不可磨没之气概，在军事为多，本书颇注意于此，起适于儿童好勇之天性，以振发其尚武之精神。”袁世凯为《中国历史课本》作“叙”谓：“自汉以来，酿成重文轻武重士轻商之俗，今虽优养武士，提倡实业，苦于积重难返，行百里而九十焉。读是编者，鉴于前失，憬然觉悟，发愤为雄。”⑨甚至女子历史教科书也强调尚武精神，如《祖国女界伟人传》宣扬洪宣娇、毕氏、韩氏、秦良玉、韩夫人、任氏、谢小娥、平阳昭公主、花木兰等人，都以英勇女性的模范著称。《神州女子新史》亦以发掘中国女子“武德”为自任，批评“当神州陆沉，外族凭陵，干戈四起，胡尘扑地之秋，堂堂须眉男子，或束手待毙，泯泯焉与秋草同枯，或摇尾乞怜，屈身为累朝长乐老。而女子界上往往有一二英杰之女子，出而维持一面，纤纤玉手，支撑半壁江山，赫赫香名，压倒一朝文武。”⑩以此激励男子国民振奋精神，崇尚武功。在内忧外患的穷境之下，一向被统治者压制的尚武精神，得到了革命派、温和派，甚至保守派的一致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