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1-0078-08 晚清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曾对晚清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受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分界的左右，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只研究到乾嘉学派，就不再往下研究；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多从鸦片战争开始，很少往上追索，嘉道经世思潮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查阅中国期刊网，1994年到2006年的12年间，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论文只有10篇左右①，就其所论问题而言，尚未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就学术界涉及不多的嘉道经世思潮对晚清社会近代转型的影响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嘉道经世思潮对晚清政治转型的影响 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表现在政治上，便是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不破不立，要实现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就必须对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也就是要“破”。而在晚清，最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是鸦片战争前以龚自珍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思想家。在龚自珍认为，君主专制的残暴统治不仅将群臣的廉耻之心“震荡摧锄”尽净，而且还扼杀了群臣的办事能力，使他们成了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尽奄然而无有生气”的行尸走肉。因为，君主为了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绝对威权，制定出种种纲纪和律令，对群臣“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大臣，朝见皇上要免冠磕头，晚见皇上要免冠磕头，还要经常被议处或察议。在这样动辄得咎的体制下，群臣哪还敢有什么作为？龚自珍除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抽象的封建专制制度外，还指向了本朝和当今的皇帝。针对清朝入关后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严酷压制，龚自珍尖锐地指出“本朝纠虔士大夫甚密”问题。1813年嘉庆帝在镇压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会起义后下了一道罪己诏，指责群臣“寡廉鲜耻”、“自甘卑鄙”、“私心太重”，认为群臣要为乾隆末年以来政治的腐败负责。但在龚自珍看来，对此负责任的应是清朝君主自己。因为自清朝建国以来，其君主为了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绝对威权，“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于是，“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殓，既弥，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暮乎”！所以，“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其结果，“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诌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1](p31)龚氏对封建专制制度尤其是清朝专制制度和当今皇上的批判，诚可谓言人不敢言。 尽管就基本价值取向而言，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嘉道经世思想家对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并没有超越出传统思想的范围，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依然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但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他们“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意义，而且也开启了晚清议论时政、抨击时弊的风气，后来的一切进步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他们的影响，其社会批判思想“对于鸦片战争后一切谋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思想家来说，尤其是对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来说，是起了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的”[2](p17)。作为戊戌时期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龚自珍时便承认他们那一代“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所以“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3](p54)。龚氏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对晚清思想家尤其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对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外，嘉道经世思潮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影响更主要的还体现在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绍上。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不仅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的内容之一，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在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时，对其持的是肯定和赞许的态度。如魏源就肯定美国的选举制度，“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同乎？”认为美国以民选总统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称赞“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是“西土之桃花源”。[4](p133)徐继畬推许美国“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的民主制度，是“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他尤其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赞赏有加，称华盛顿“气貌雄毅绝伦”，是“人杰”、“异人”。因为华盛顿“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5](p277)。尽管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魏源、徐继畬等人还不可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但作为晚清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他们已经朦胧地感受到这种制度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优越。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指出：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不是从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中直接孕育出来的，乃是由转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著作介绍西方民主制度开始的。这是不刊之论。虽然魏源、徐继畬等人还不可能对西方民主制度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但作为晚清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毕竟是他们最早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信息”介绍到中国来的。继魏源、徐继畬等人之后，中国人再次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是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介绍者是中国派往欧美的出使人员和留学生，如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黎庶昌等，这些人主要是在他们所写的出访日记或游记中，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介绍的。与魏源、徐继畬等人相比，由于这些人到过欧美，对西方民主制度有过亲身感受，因此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和介绍，也就理所当然地超越了魏源、徐继畬等人。但就此并不能得出魏源、徐继畬等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并不重要的结论。实际上，魏源、徐继畬等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和称赞，对后来思想家尤其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影响极大。比如，魏源、徐继畬等人把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三代”政治相比附，认为华盛顿传贤不传子有“三代之遗意”。郑观应在《易言》中也把西方的议院制和中国的“三代”政治挂起钩来，认为它“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以，郑观应在提出君主立宪的要求时，一再强调这是“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6](p103)。王韬同样把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与中国的“三代”以上的政治扯在一起。我们虽然不能说郑观应、王韬的说法就直接源自于魏源、徐继畬，但他们都阅读过《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受其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在晚清，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不仅要比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黎庶昌等人的出访日记或游记出版得早，而且影响也大得多。《海国图志》自1844年50卷刊行到1902年，近60年间曾先后9次刊刻，其影响之大，他书无法可比。《瀛环志略》问世后，虽因顽固派的弹劾，遭受到毁版的厄运，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洋务”热的兴起，国人终于认识到了它的价值，于是被大量翻印、重印，产生了广泛影响。王韬就曾指出：“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瞩远者也。”[7](p273)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认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两书始[3](p323～324)。不少人就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中，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不同于中国专制制度的另一种政治制度，从而萌发了以西方民主制度来变革中国专制制度的思想。这其中，也包括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据其日记记载，1879年前后，康有为曾多次阅读过《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书，从而为他“讲西学”、倡导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