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次第”问题的多重表现 康有为描述接触西学之初始，曾有这样的评说：“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①相似的意思，梁启超也有所阐述：“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不宁唯是，对于治西学当有的选择——“如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梁还指出普遍存在的情形是“不得其途径”， “能有识抉择者盖寡焉”。②康有为、梁启超上述常被征引的话，自有其深意在，绝非仅仅关涉于译书，而是展现了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学科之次第，并着力于辨析“西学门径”，以便更好地“采西学”。 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形式，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传统起到哪些作用，是否对科学的进程和形态产生了持久而连续的深刻影响？西方科学史学界就有长期争辩，并形成了著名的“连续性问题”，“中世纪主义者”(medievalists)和“早期近代主义者”(early modernists)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③基于学科建制——关注现代知识以学科为标识进行的制度安排，或可避免上述纠葛。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19世纪后半叶主要有三种方法促成了学科的制度化：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系统。以此对照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学科，就会发现，这些学科不少在19世纪以前是没有的，大约在19世纪后半叶，这些学科才完成制度化的建制。④ 这里的意味是，现代学科的建立，其基本标志之一是分科观念的形成。中国并无例外。只是，立足于中国视野，尚有更多需要考量的地方。毕竟，中西学术交流涉及的是两种“文明”的对话，分别扮演着“传播者”与“接引者”的角色。问题包含两方面：一是西方分科观念是如何传入的；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对这些环节略做梳理，便可发现，接受西方分科观念只是问题之一面，什么因素主导着中国对西方知识的接引，是值得重视的另一面。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传播者”，在“援西入中”的过程中，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基于策略性的考虑，又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接引者”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尤其致力于从中发现西学之“关键”。本文正是试图探讨晚清接纳西学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一幕——学科次第的论辩。应该说，来华西人对知识分科观念的传播，也曾言及学科次第，并且基于神学立场最初所强调的次第与价值密切相关，随后才着眼于通过“学科次第”揭示知识训练的阶梯，将学科定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而晚清对西学分科观念之接纳，并未完全遵循于此，另有枢机。在西方林林总总的学科中，作为知识的接引者，试图发现“西学关键”，本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对此的关切透过对“学科次第”的论辩表现出来，却与本土对知识的理解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为确立“采西学”之方针才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后集中辨析“西学门径”）。对此略做分析，于了解晚清对西方学科的理解，或不无裨益。 用不着特别指明，涉及晚清对西方知识的接引，无法在一篇文字中完全展开。在稍前一篇文字中，笔者已就“体用”之辨的学科史意义略做梳理，试图说明代表晚清士人共同见解之“中体西用”论，不仅主导着对西方知识的接引，还制约着对学科建制的规划，值得当作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一项特殊结果加以考察。⑤而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其他类似的表述，所涉及的正是为学之次第，只不过所探求的是“中西学门径”。对中西学门径的探索，也代表着晚清学界努力的方向。梁启超《中西学门径书七种》，堪称其中的代表。梁在《叙》中曾引述了康有为阐述的见解：“世界蕃变，文明彪举，块然中处，宁有他哉！是在学之善不善焉已耳……今四库遗帙，汗牛充栋；泰西祈学，群雄争长。衮衮诸公，未窥门径，辄欲以一支半解了之，盖亦如公输学射、蒲且掣斧之类云尔，是自愚也。”⑥黄庆澄1898年所编《中西普通书目表》，首列也是“中西普通门径书”，然后分别列有中学门径书、西学门径书、中学紧要书、中学汇刻紧要书、西学紧要书、西学汇刻紧要书、中西参证书等。⑦ 在“中体西用”思想下形成的“西学必先由中学”的看法，可以张之洞的见解为代表。《劝学篇》“循序第七”开篇即表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⑧试图按照中学、西学之次第安排教学，在晚清也甚为流行。梁启超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即指出：“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蔽，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⑨康有为甚至表示：“若仅通外学而不知圣学，则多添一外国人而已，何取焉！”⑩ “中体西用”论的产生，还与针对西学所做区分密切相关。中国本土对西方知识的接纳，重要一环即是将西方知识区分为“学”、“政”、“教”。将中西文化交流描绘为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递进，肇端于梁启超所著《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1)若具体到中国本土接引“西方知识”所涉及的不同面向，则“西学”、“西政”与“西教”的区分更值得重视。1905年《万国公报》发行至200卷时，华人编辑范祎曾这样说明该刊之“要义”：“中国二十年以前，惊西方之船坚炮利，知有西艺矣。而于西政，则以为非先王之法，不足录也。十年以前，亲见西方政治之美善者渐多，其富强之气象，似实胜于中国，知有西政矣。而于西教，则以为非先圣之道，不足录也。”依其所见，“知西艺最易，知西政已较难，更进而知西教，则如探水而得真源。”(12)针对西学“学”、“政”、“教”的区分，或其他表述，展现的也正是对西学的取舍。所谓“学”、“政”、“教”，又未尝不是一种次第？谭嗣同在《仁学》中就这样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学不一，精格致乃为实际；政不一，兴民权乃为实际；至于教则最难言，中外各有所囿，莫能折衷，殆非佛无能统一之矣。”还将学、政、教建立起递进关系，认为“进学之次第”，乃“以格致为下学之始基，次及政务，次始可窥见教务之精微。以言其衰也，则教不行而政敝，政敝而学亡。故言政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其政术学术，亦或反为杀人之具”。(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