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7)03-0326-09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近代中国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将二者分开来谈。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革命，好似一场比武的擂台，以男性为主的各种革命派和改革派轮番上台，对传统中国进行猛烈打击，妇女解放观念是他们打擂的武器之一。本来意义上的新学或称为西学的观点（性别平等是其中之一），并不是比武者严肃的人生实践信条，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这让国人付出了沉重代价。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与20世纪中国各种革命家、改革家反果为因，把目的当作手段的颠倒不无关系。在这个假设之下反省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不难看出，新的妇女观念作为新时代的标志，或先进的标签，常被男性革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作摧毁政治敌人的工具，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近代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不是纯粹的性别平等运动，而是与当地的革命需求联系在一起，准确地说，是与当地男性革命家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成为革命的附庸[1]。 笔者用“陷阱”表达如下的含义：性别平等观念在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中成了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革命的附属品。“只有革命成功了，妇女就解放了”的论断是这种附庸关系的理论基础，因为从这个理论可以推出“反对革命就是反对妇女解放”的结论，却不能倒过来说，妇女解放运动的依附性就此建立。这种未被充分证实的因果关系认定，使得动员妇女资源为政治革命服务有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合理性。由于男性对社会优势资源的独霸地位，使得妇女不可能挑战这种因果联系是否成立，而男性也不大可能有意愿去淌这个混水。在强迫或默认或不假思索的情形之下，性别差异及其所带来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本身，在人们的观念或意识形态中消失了。 本文试图分析这种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结合的历史过程，说明“只有什么，就一定会什么”是启蒙理性时代自然科学表述的句法形式，而在根本无法精确论证的社会现象中，用这样的笼统说明方式强行套进现实中去，是中国“五四”以来最大的思想危机。由于与现实结合的关联异常微弱，却用“一定会怎样”下结论，自然是谁强大谁就握有社会思想通行证，谁的观点就会成为“一定是”的真理。而弱者在没有掌握话语权的情形之下，在以“科学、自然规律”为标识的“五四”新理性精神的压制之下，除了俯首称臣“就是好啊，就是好”外，别无出路。从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来看，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正统定义一直处在强势男性的社会思想庇护之下，总体上妇女的依附性没有本质的改变，只不过从一种依附性（对个体男性的依附）转到另一种依附性（对集体男性的依附）上。 男性权力的标志：贞节牌坊的倒塌 中国传统性别关系、家庭关系以人的自然特性——性别和年龄作标准来进行区分和组织，这种区分及其定义在以体力决定效率的远古社会，已经表明男性在社会中的绝对权力。人类的另一半——女人，就此成为服从者和被奴役者。中国的这种制度便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国父权制，家庭中年长的男性具有最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然后再按相应的年龄、性别，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责权利进行分配。几千年来发展出的中国式伦理钳制与相应政治体制的辅助，确保了体力渐衰的男性对国家、社稷、家族的统领地位。 19世纪革命者发起推倒贞节牌坊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古老父权制为中国妇女的思想和行为提出训戒和指导，其原则与当时男性权力实践和社会理想一致，也反映出男性的社会道德理想：《女诫》教女人什么不能做；《女论语》教女人什么能做；《女孝经》教女人要尊老爱幼；《烈女传》教女人为忠于丈夫或儿子去死。总之一句话，父权制为了驯化出对其优势权力无害的妇女群体，费尽了心机。朱熹时代，孔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2]之说把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训导引入了更加保守和驯化的方向。朱熹在孔学上的一大发展是把对女性的伦理要求扩展到了整个孔学体系[3]，他所处的宋代，外患不断而内主不强，国家社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在学理上，经过盛唐释学的滥觞，中国学术本身也处于一个“内圣”的转折关头。因此，对“人欲”的拒斥便转化为对女性的伦理苛求。 贞节牌坊是古代妇女观的物化形式，它也是权力关系中要求“他者”对自己无条件从一而终的极致表现。无论怎么解读，贞节牌坊都不是对女性的崇拜和敬仰，而是男性权力通过女人象征，筑起的一座座统治伦理的凯旋门。以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物化形式是权力威严的辅佐，在功能上引导着无权者自觉自愿地遵守其期望和要求。贞节牌坊对妇女行为和价值观的影响很大，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烈女、贞女就是例证。贞节牌坊直接树起了一道女性与社会的高墙，以死者的标准无形地要求全体女性作出身心的牺牲。 其实，在西方文化的影响袭来之前，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妇女被禁锢和将妇女劣等化有了反主流的认识。如明代学者归有光对偏执的女性贞节观作了批评，18世纪的学者李汝珍和俞正燮都抨击了纳妾和禁止寡妇再嫁的习俗。1825年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对女性形象有着积极和正面的反映，这些女性形象一改往日被动性格特征，主动介入生活，成为生活的主角。但是，社会的变迁和时间的延绵还没有抵达可撼动传统性别观念的边界，这些话语远没能成为主流话语的一部分，这些零星的新性别观点，也没有引起多大社会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