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1-0129-11 作为晚清时期最为惨烈的一次灾荒，“丁戊奇荒”已在学界得到了相当多的注意。[1]正如这些研究表明的那样，虽然这场灾荒的发源地和主要打击区域集中在华北，但其造成的许多重大社会影响和后果都远远超越了华北地方空间的范围。与这种情况相对应，以往对这场灾荒的诸般考察基本上都是从宏观角度出发，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位于微观层次的地方性视角。而忽视了这个视角，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确切地认识和把握这场灾荒与社会发生互动作用的实践进程。对此，恰恰可以从对前述超越地方空间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所作的考察中找到显著的例子。 早有研究者指出，正是这场灾荒期间出现了具有新兴意义的、以江南民间社会力量为主体的晚清义赈活动，从根本上突破了整个中国救荒机制的传统格局。①我们并不否认，晚清义赈的兴起的确不能套用通常那种地方史框架来理解。[2]可是在晚清义赈的具体起始点这个问题上，学界至今通行的看法并不令人信服。按照这种看法，晚清义赈主要是被这场空前灾荒激发出来的，而光绪二年（1876年）底李金镛等江南士绅前往苏北赈灾的行动则标志着其发端。②由于缺失了地方性视角，持这种看法的研究者从未探讨与李金镛行动的具体背景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江南社会是在何种情况下开始体察到这场灾荒的？在仅仅要面对这场灾荒的时候，江南社会究竟能够作出怎样的反应？这种反应又归属于怎样的关系脉络？而只要我们进入这些问题所处的历史场景，就可发现这种看法由于缺失地方性视角而存在着逻辑上的严重断裂。 一、“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具体冲击 尽管“丁戊奇荒”主要打击的区域是华北，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华北与江南的地理空间距离其实并不遥远。况且，最晚从唐宋时期以来，可以说华北与江南就在中国的空间关系构架中形成了最重要也最密切的一组关系。正是基于这些状况，使得这场发生于华北的灾荒也对江南地区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而江南地方社会尚在自身乡土之内就能感受到这场灾荒的存在。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亦可颇为轻松地观察到江南社会针对这场灾荒作出的反应。 “丁戊奇荒”影响江南的首要表现，便是北方灾区的大批饥民纷纷涌入江南地区，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因素。其实，对于北方难民的南来逃荒之举，江南社会并不陌生。特别是苏北地区的乡民南下趁荒之举，江南人士早已习以为常，正如时人所说的那样：“惟江皖以北之地，每岁又多旱灾，耕获所得，断不能敷八口一岁之食，故每岁秋收之后，爰将其所有留老弱以守之，以待来春播种之需，壮者则散之四方以求食，春间方归，以事西畴，谓之逃荒，此其相沿之习也”[3]；“每当秋收后，无论年之丰歉，总携家眷南下，名曰趁荒。到扬后，地方官必为之设立粥厂，俾作御冬。计较之在家，不无节省”[4]。因此，当北方难民于光绪二年下半年刚刚在江南地区出现时，“丁戊奇荒”爆发尚不久，所以当地人以为这不过是苏北难民的又一次趁荒之举而已。[5]但不久，这场灾荒的影响就表现出来了——更多的难民很快来到了江南。光绪二年十月间，镇江就有人发觉，苏北逃荒到镇江的饥民“源源而至，几有日不暇给之势”。[6]另据同月间传到上海的消息，尚滞留在淮安府清江浦一带的饥民“已有六、七万人”之多。[7] 根据江苏巡抚吴元炳的奏报，北方饥民南逃的情况在光绪三年初已经是非常严重了：“上年（即光绪二年）十月初间，江北饥民纷纷过江，流至苏州者十百成群，殆无虚日。……其先过江者，则在苏州、常州等处分厂留养，并分拨松江、太仓各屑安插。计苏城水旱各厂共留养一万六百余口，又前福建布政使潘霨、内阁中书冯芳植先后集资认养五千九百余口，派拨苏、松、太各属分养者八千数百口，常州收养三千一百余口，江阴收养四千六百余口，镇江收养三千数百口，扬州收养四万一千九百余口，又随时分起遣回、就地给赈者九千四百余口”。③仅据此奏折中所列数字，已有九万余人来江南地区就食。不过，吴元炳的统计数字恐怕还有缩水的成分。据时人在光绪二年底所作的一个估计，仅“江北被灾之老幼男女，出境就食者计不下二十万人”。[8]尽管这个估计也没有可靠证据，但是从后来很多难民根本没有得到安置的情形看，其总数无论如何都应该超过吴元炳上报的数字。 另外，难民的来源地也早就远远不止于吴元炳所说的苏北地区了。就苏州而言，虽然在光绪三年初业已遣送了一批来自山东兖州、沂州等府的灾民回籍[9]，但到了四月间，“苏城六门外所有沿城空地及荒废之基，半为山东、江北等处人搭盖草棚居住”[10]。十月间，依然有山东饥民直奔苏州而来，尤其是“浒墅关沿塘一带，近有饥民自北而南，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推小车，或撑小舟，或称山东人氏，或为江北口音，纷纷者不一”。[11]同年底，甚至山西难民的身影也在江南出现了。例如，有“山西难民李炳华等七人”在上海租界内出没，结果被解送到巡捕房。[12]更人惊讶的是，山西一个年仅十余岁的幼童，在“家中人俱已饿死”的情况下，居然沿途乞食到了扬州。[13]而另外一个重灾区河南虽然一时没有难民到达江南，但很可能那是两江总督沈葆桢在得知“豫省饥民纷纷南下，径抵徐州一带”的情形后，赶紧派员设法截留的结果。[14] 对于这股北来的难民潮，江苏地方官府采取了颇具规模的就地留养和沿途截留行动。早在光绪二年十月间，即北方饥民刚刚到达苏州时，江苏巡抚吴元炳“即派员在省城外择宽敞地方，分投设厂，尽数截留。灾民中扶老携幼、徒行而至者，归入旱厂，每日煮粥，给予两次，每大口约米八合，小口减半。其原来有船者，则编号归入水坞，按大小口给予钱米，听其自炊”。[15]同时，吴元炳还“通饬各属一体遵办”，使得这种就地留养措施在江南不少地方都得到了实施，就连上海县都留养了1200余人。[16]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留养活动并不意味着江南城镇对北来饥民的接纳，因为官府的态度是，这些饥民在江南地区熬过冬季后，最终“均由县酌给口粮，遣令回乡”。[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