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3/33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7)04-0064-013 一、前言——朝贡结束与暹罗的对外关系 暹罗国王蒙固（1851-1868年在位）有一张身穿蟒袍的肖像画，这与泰国史中一般将其高度评价为与英国等西洋各国签订修好通商条约、积极引进西洋近代科学的蒙固王很难联系起来。考虑到蒙固即位后不久派往中国的使节是来自暹罗的最后的贡使这一事实，其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蒙固留下了严厉批评对中关系状况的超长布告。今天，据说这张肖像画在大城府近郊挽巴因夏宫内的中国式宫殿“天明殿”的二楼与朱拉隆功等3人的蟒袍肖像画挂在一起，这且另当别论，这里想看看与这张肖像画的印象完全不同的蒙固王的布告。 题为“关于国王遣使修好的公告”的这则布告作为其治世的最后一年1868年公布的布告之一收于《四世王布告集》第四卷中。[1]155-184其原本是收藏于泰国国立图书馆古文书部的抄本“四世王期行政文书”。[2]no.154后者题为“关于古来泰国使节前往北京的布告”，用黑色墨水抄写在白底的泰式横折本上，空白处有许多用淡淡的铅笔修改的部分。对两者加以比较，可以知道印刷的原文基本上按照了该修改本。[3]41-63但无论是公开的布告还是原文的抄本都没有记载公布的日期，无法知道其正确的书写年份。 布告整体以与中国互换国书为主题，其概要如下。[2]no.154首先表明该布告是发给按照条约为修好而驻在暹罗国内的领事及驻在各国的暹罗领事，以及任领事职务的官员的。其次叙述了自古以来在暹罗国王与各国国王之间有过诸多的国书和“朝贡品”及使节的互换与往来的情况。 接下来概述了暹罗与中国的国书和使节的互换情况。“其开端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来自中国方面、尤其是广东商人的商业动机。随着从广东进口贵重的物品，又从暹罗出口森林物产，受到贸易利润诱惑的泰国国王便希望自己派遣帆船前往中国，两者之间便开始了使节和国书、‘朝贡品’的互换。但两者之间没有友情，只有无知和策略。即：愚蠢的泰国国王和官员们中了住在暹罗国内从事贸易的中国人的计策，这些中国人说，国王要与中国贸易，就必须派遣使节向皇帝递送国书和朝贡品。中国人在根据泰语原文用汉语书写国书时随意歪曲内容，写成泰国国王作为属国对中国皇帝表示敬意，并表示要成为三年一贡的进贡国”等。 接着，布告详细探讨、说明了互换国书时的礼仪和手续程序等，同时强调由于泰国方面的无知和愚蠢而受到中国官员和翻译(lam)所骗的经过及泰国单方面表示敬意的不平等关系，谴责了作为翻译居中介绍的中国人和中国。但对此仍未怀疑是因为从回赐中能够得到超过“朝贡品”的高价物品，从附带的贸易中也能得到巨额利益，便满足于此，相信了说“进贡”表示友好的翻译。后来正直的翻译告诉泰国官员国书内容受到歪曲的情况，泰国方面便让人们将国书译成正确的汉语。但是，这招致了广东官员的愤怒，扬言要采取赶走使节中止贸易的措施，在泰国的中国人也要求继续交易，因此以往的惯例仍延续了下来。 在对暹中关系做了批评之后，布告记述了与汗达瓦底、万象、高棉、琅勃拉邦等近邻王国的国书互换。但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强调与近邻关系的对等性，同时表明它们之间没有像轻视泰国的中国那样的侮蔑、轻蔑行为，指出了中国的傲慢态度。首先，与时有交战但总是泰国败北的汗达瓦底之间的关系被定性为兄弟关系，即使汗达瓦底得胜，国王之间也是对等地互换国书。另外，与高棉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高棉屡屡伺机谋反，此后（高棉）陷入了时而依靠泰国时而依靠越南的状态，但国书的互换依然是国王对国王的对等关系。关于与万象和琅勃拉邦的关系，它们虽然是独立国家，但自感弱小，对泰国表示敬意，而暹罗则赞扬这些老挝国王的荣誉，决不像中国那样轻视他们。进而也谈到与阿瑜陀耶时代结下深交的法国、荷兰等远方各国的国书互换及使节互派等都是平等地进行的情况。而且再次批评说，它们与轻视泰国、没有作为友好国家对待泰国的中国不同。蒙固王得知这些情况后便不再向北京“朝贡”(song bannakan)。 的确，布告主要叙述了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将停止朝贡归咎于中国方面针对愚蠢的泰国的策略和傲慢的态度，并以强烈的口气加以批评，但同时也叙述了近邻各王国也同样处于互换国书的对等关系，并谈到了与法国及荷兰等所进行的国书和表文的互换等。而且布告发给按条约设置的所有领事。就是说，在这里与中国的关系被定位于与西洋的关系和与周边王国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之中，也向新缔结了条约关系的各国叙说了这些批评。此外，国王向中国皇帝呈递的国书(phraratchasan)和“朝贡品”(khruang ratchabannakan)等用词在记述与近邻各国和西洋的往来时也被使用了，这表明这些关系有着可用同样的词来表现的某种关联性。另外，如果想到身穿蟒袍的肖像画和“天明殿”，可以想象布告表明已结束的与中国的朝贡关系19世纪后半期在暹罗仍有着某种影响力。这样看来，便会出现诸多疑问，例如对暹罗来说，“朝贡”和互换国书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后暹罗究竟与中国缔结了什么样的关系？等等。 回顾以往的泰国史研究，关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可以说大致是以下面3个领域为中心的。首先是朝贡关系中的对中关系史。沙拉信(Sarasin)所代表的这个领域探讨了阿瑜陀耶时代至1854年使暹罗——中国关系秩序井然的朝贡（贸易）制度及其进展过程。[4]此外，库什曼(Cushman)等注重朝贡体制下繁荣起来的帆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研究也不少。[5]第二个领域与贸易也有关系，即可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征税承包人、资本家、苦力劳动者等）在暹罗的财政和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引起了许多研究人员的关心。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有关19世纪后半期以后的经济，但论述19世纪前半期商品经济的兴盛和资产阶级的形成及阐述会馆等社会活动的研究也相当多。而第三个则是有关20世纪初期以后的国家主义的领域。该领域大致分为对自辛亥革命前后在暹中国人之间展开的革命运动、抗日运动的探讨和对防范这些活动的暹罗方面的国家主义论调的探讨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课题，并分别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