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近代史中的中日甲午战争

作 者:

作者简介:
檜山幸夫,日本中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兼任法学部主任。长期从事中日甲午战争的外交史和社会史研究。

原文出处:
日本研究

内容提要:

甲午战争虽然已逾百年,但我们从东亚近代史的历史研究视野看,甲午战争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也改变了日本人对国家、天皇的认识,影响了日本整个近代社会。同时,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五十年战争的开始,也是“大日本帝国体制”从开始到发展、到崩溃的起点。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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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其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于这一观点,日中两国的历史学家恐怕不会有任何疑义。事实上,迄今为止,日本的历史学家同中国的历史学家一样,均试图通过各自的角度和史料来研究和解读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比较通常的研究是研究甲午战争的军事史和社会史;有关军事史的研究比较集中在战前,有关社会史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战后的70年代以来。日本甲午战争的研究受时代的左右痕迹比较明显;在港澳台以及中国大陆地区,甲午战争的研究总体上比较趋向于甲午战争前后的清政府的腐败体制和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其实,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甲午战争研究都比较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这就是甲午战后给东亚外交和地区国际关系上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日本社会变化上问题。现在想来,如此重要的学术论题之所以没有被提及或论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对于一向以实证主义为研究手段,注重微细的史料论据和论点的日本史学界来说,不会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俯瞰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东亚国际关系以及日本社会整体上的变化,即使注意到这一议题的日本学者也只是略有触及而不深刻;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学者内心深处的苦楚。甲午战争永远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痛和挥之不去的历史屈辱,这种伤痛没有政党的政治界限,没有人为划定的地域区分。在这种悲情中,中国的学者宁愿去研究战败的原因和战后的留学热,也不愿正视甲午战争给东亚和日本所带来的变化。

      也许是中日两国学者在史学认识上的盲点使得两国的学者均不能从东亚国际关系和东亚近代史的角度去理解和探讨甲午战争。本文基于上述认识,试图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和外交体系的角度来分析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东亚、日本国内社会的巨大变动。

      一

      甲午战争前后,正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此前,在东亚地区的各国和诸民族所独有的国际秩序中,中华帝国的华夷外交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外交体系的主体。当然,这个秩序下有两种体系在运动和作用。以中国为核心的相对同心圆和以中华帝国的皇帝为顶端的金字塔型的上下纵序列是这个外交体制的核心。在这个中心体制之下,尚有一个所谓的大君外交体制存在。这就是以德川将军为顶端,将虾夷和琉球纳入统治下的日本的小华夷秩序体制。当然,这一小华夷外交体制是由原来的大中华帝国体制中分裂而形成的。换句话说,这是由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而造成的军事对立和明朝的解体以及异民族国家清朝诞生后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的转变所形成的。

      德川幕府初期的外交政策是在试图恢复对明朝的外交关系的挫折后,开始尝试地脱离中国的华夷外交而开展独自的外交关系的。总之,“脱亚”是早在德川幕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尽管这种“脱亚”并不是德川幕府的目的而是政策展开的结果,但正是由于德川幕府的“脱亚”才使得日本脱离了传统的东亚秩序,并在其后开始了所谓的“锁国”体制的独特的外交政策。当然,所谓的“锁国”体制只是通过限制海外贸易和局限的外交政策而形成了很小范围的东北亚圈外缘贸易关系而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国家锁起来不同外界交往意义上的锁国。德川幕府后期,真正给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带来变化的是鸦片战争中中国清政府战败求和信息的传入和黑船的来航。面临着欧美列强势力在东亚地区的入侵危机的德川幕府尽管开始尚能维系大君外交体制和小华夷秩序体系,但又不得不进行开港以及同欧美列强树立新型外交关系等一系列外交政策上的转变。实际上,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在向着两种不同方法的多元化外交方向转变。其一是在继续维系着旧有的对清、对朝外交关系;其二是向新方式方法的西洋的国际关系的条约制度体系的转变。不言而喻,这种不同性质的多元外交政策的并存只能是暂时的而且是相互充满矛盾的,所以并不能维系很长的时间。

      在和亲条约向通商友好条约体制的变化过程中,旧有的外交体制同新外交体制并存的矛盾在进一步深化,而德川幕府的政权机制并不具备体制上变革和调节的能力。明治维新政府初期的外交虽然仍然沿袭了德川幕府的多元外交政策,并按照传统的外交惯例,并向朝鲜国发出了政权更迭通告和要求维系通信关系的通告,但这种做法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最后,新政府从德川幕府的多元外交政策的政治遗产中,选择了放弃多元外交政策而开始着手树立西洋条约体制下的新型近代外交关系。但是,运用新的方法同在华夷秩序体制下占居重要位置的朝鲜树立外交关系,首先要同清政府进行外交关系的调整是交涉成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最为重要的是,明治政府不仅是同朝鲜,而且要同清政府通过签订条约来树立外交关系。当然,对于位于东亚世界中的日本来说,同中国树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不仅仅是在追求贸易上的利益和文化上的传授,而是证明新政权正当性的必须条件。早在德川幕府成立时期,德川幕府向明朝要求修复外交关系本身就说明德川幕府意识到了东亚世界的国际惯例和传统政权论体系。明治政府登上政治舞台后,也沿袭了这种东亚世界的传统国际秩序思想,同以往的统治者一样向清政府要求树立外交关系。日朝修好条约和日清修好条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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