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议改科举新探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10-0039-10

      科举停废百年之际，有论者以惋惜之情追缅这一历时千余年，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甚至责怪当年的决策者操之过急。其实，科举改革取向的争议，尤其是学堂与科举关系①，并非一开始就采取彻底否定科举的方式；而朝堂之上议改科举，也并非始于戊戌时期。恰恰相反，自道光中叶至新政初期长达半个多世纪，议改科举的主流，多以保存科举为主旨，在此前提下，以将新增实学科目纳于科举考试体制为基本方向。换言之，当时人们的初衷并非停废科举，而是期待科举经过充实与调整改造，能够兼容实学乃至西学，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形势。甲午战前，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官办的新式学堂也有30多年历史，但在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西学只是作为科举的附属，是科举选才的补充形式。道光至光绪四朝，清统治集团内部先后至少有18个以上的科举改革方案正式奏呈朝廷，为最高执政者所知，并多次谕令部院大臣、礼部、总理衙门或政务处议复。这些方案的共同点，是强调学以致用，增加实科，将西学纳入科举之中，以老树嫁接新枝的方法，吸取西学之长，广开取士纳贤之途，激发科举制的活力，让科举这棵千年老树重现生机，发挥应有的效用。

      由议改科举到立停科举的60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变化的不同阶段，追溯各种议改科举方案出现的背景，考察不同文本的内涵及持论者的本意，了解朝野上下的态度和未能实行的语境，无疑有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与制度改革的曲折性、艰巨性的认识。尤其是开经济特科后，科举仍然未能有效地以增开科目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由此深入历史本相，对科举停废可有了解之同情。

      一 变常科与开特科

      科举考试按内容与类别，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两者虽均以选拔人材为目的，但常科系指固定时间、固定科目的考试，包括岁试，院试，乡、会试；制科则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各地保荐或推荐，时间与科目不固定的考试。唐代常科内容丰富，科目包括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诸科，制科亦名目繁多，有贤良方正、博学通艺等数十种。[1](p206～208)乾隆官修史书已承认本朝科举有程式单一化趋向，常科仅留进士一科②，制科虽有孝廉方正与博学鸿词等科，但数十年难开一科。“汉以后凡天子特诏曰制举，又曰制科是也”，因制科“係奉特旨举行，与常行科目不同”，[2](p5351)故俗以特科称之。鸦片战后朝野议改科举，正是从试图扩展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开始，其主要方向即为变常科与开特科。

      目前可以查实的晚清第一份议改科举奏章，应是1842年两广总督祁所呈《请推广文武科试疏》③，其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祁自称，其议改科举的动机，缘于对国家危难之时人才奇缺的切身感受。他于1841年临危受命，作为新任总督来到战事未停的广州，[3](p2956)道光帝谕旨，特许其在所属文武官员中，对“才能出众、民心爱戴、洞悉夷情、深通韬略”者，可“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但留心查访的结果竟然是：“广东文武各官，凡久于其任者，均尚可熟悉夷情，而深通韬略者实难其选，已将无员可保。”大为吃惊之余，他开始对科举取士的方式进行检讨，并以亡羊补牢的心态，思考与探寻科举改革的方法。祁向朝廷提出：“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变通考选之制。”所提供的两个方案，一是调整科举考试的部分内容，即在乡试的第三场，定策问五道题目，内容包括博通史鉴、精熟韬钤、制器通算、阴阳占候、熟谙舆图，以扩大所有考生的知识面。二是仿唐宋科举广设科目，“将博通史鉴等五门分为五科，特诏举行”，无论现任或退休的大小文武职官、军民人等，准以所业，由地方官分报送督抚考校，咨明吏部、兵部调取入京考试，其确有才能者可奏请引见，分别酌用。[4](p49～51)祁的本意是恢复唐宋时期科举广纳贤才的传统，通过多设科目变更取才标准等方式，大力扩展所有考生的求知取向，尤其是注重有俾时事的实用学问，改变仅以八股词章取士之习，同时拓宽人才录用的途径，鼓励和选拔专才。然而，祁的建议，更多是按照战争期间对人才需要的感受来设计科举改革的内容，对清廷而言，战事结束后，求才尤其是能够应急之专才的迫切性有所减弱，而在如何操作的层面，尚缺乏详细设计，所以主持科举事宜的礼部以“事多窒碍”为由奏驳。[5](p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