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10-0049-05 尊孔运动是民初北洋政府所致力于德育教育的主要举措，对此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受政治学范式的制约，研究的立意以批判为中心，道德判断远远高于价值判断，而对其失败原因，缺乏必要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一篇非批判性的理性总结作品。张岱年道：“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1]（序）笔者拟以民初尊孔运动为考察中心，努力寻觅北洋政府德育教育即整合意识形态失败的历史启示，以为当今之资鉴。 一 政策的连续性是德育教育成功的前提 民初将尊孔列为国策，袁世凯是肇始者。1912年9月，袁世凯发表《崇孔伦常文》，提倡尊孔，遵循儒家礼教。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宣扬“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应“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至久远”，“以正人心”。[2](p18)教育部据此于9月17日电告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定孔子生日为“圣节”，通令各学校恢复祀孔典礼。27日，黎元洪在武昌举行孔子诞辰祭典，并率文武百官、中学以上校长在孔庙行三跪九叩礼。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职位，更授意颁定《天坛宪法草案》，强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3]（前编第3章）1914年1月，袁世凯又操纵“政治会议”通过“祀孔案”，令全国一律恢复祀孔典礼。2月7日，再次通令各省崇祀孔子，规定夏正春秋丙丁为祭孔之日。5月，教育总长汤化龙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献策：“宣明宗旨于中、小学校修身或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指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说以为之辅。”[4](p1058)6月，教育部发出“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文”，定孔子之道为至尊，令“各书坊各学校教员等编纂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即或兼及他家亦必择与孔子同源之说。从前业经审定发行之本，如有违背斯义或漏未列入者，并即妥慎改订呈部审查，以重教育”[4](p1061)。12月，汤化龙呈大总统，提出《教育纲要》，申明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用之以实用”，重新将尊孔列入教育方针之中。1915年1月，袁世凯声称“今欲大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之新法令尽去之，而还其旧”，着手推翻民元教育方针，以大总统名义，重行颁定《教育宗旨》，明令把教育宗旨概括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此与清末的教育宗旨相比较，只不过针对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增加了“戒贪争”和“戒躁进”两项要求，其余基本一致，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方针。 袁世凯执政时期的尊孔举措在1916年6月复辟帝制失败后发生了中变。当时中国教育界进步人士与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恢复民国初年教育界的进步改革，清除袁世凯复辟倒退的影响。重新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于1916年7月12日任职时，表示将“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9月，北洋政府撤销了袁世凯所颁的教育纲要。10月9日，教育部颁布《国民学校令》、《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高等小学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等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基本恢复了1912年制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民初北洋政府政策连续性中断是普遍现象。如新闻出版，袁世凯时期为了强化德育教育及对社会的控制，推行高压政策。而到1916年7月6日和8日，即袁世凯离世仅一个月，段祺瑞政府两次通咨各省区：前此查禁各报“应即准予解禁”，“一律自可行销”，《报纸条例》的废除，使得“官厅对于报界拘束之能力较往日缩小”；同月，段祺瑞政府又颁布废止报纸条例议案，“暂持放任主义”。[5](p21) 袁世凯政府所推行的尊孔举措，尚能贯彻，陈独秀曾指出：当时“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陈腐的经史文学”。[6]但随着政权的更迭，政策的更变，民初德育教育走向了失败。 二 内在机理完善的理论宣传是德育教育成功的基础 孔子以仁为体，以礼为用，以智为表，以和为通，极高明而道中庸，以之为代表的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帝制与孔子偶像、孔子思想渐积而成一个历史的耦合物。正如陈独秀所道：“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7](p71)李大钊也指出：“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专制政治之灵魂也。”[8](p264) 为了将尊孔与专制的连带关系割裂开来，北洋政府致力于阐发孔学中的民本主义，附会共和。 首先是大总统袁世凯。1912年7月，王锡蕃等呈文大总统道：“窃谓孔子本时中之圣……未见甘为一姓之私臣也……未见其专尊君权也……则是孔子在当日不为鲁梭（即卢梭），即当为孟德斯鸠矣。”[9](p60)袁世凯指出：“民国肇始，帝制告终，求所以巩固国体者，惟阐发孔子大同学说，可使共和真理深入人心。升平太平进而益上，此为世界学者所公认。有疑孔子学说不合民主国体者，实囿于专制时代。凡所习闻，不外尊君权，误以小康学说，赅圣道之全体，因而生惑。”[10]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在所发布的尊崇孔圣令中又解释道：“孔子生贵族专制时代，怜大道之不行，哀斯民之昏垫，乃退而祖述尧舜，删修六经。春秋据乱之后，为升平太平之世，礼于小康之上，进以大同共和之义，此其导源远如颜、曾、思、孟，近如顾、黄、王诸儒，多能发明宗旨，择精语详，大义微言，久而益著，酝酿郁积，遂有今日民主之局。”[9](p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