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6-0052-08 清末烟苗禁种与反禁种的历史是晚清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关注的人不多。涉及此问题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宏斌《禁毒史鉴》（岳麓书社1997年版）、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王金香《中国禁毒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苏著关于清末烟苗禁种只写了一页不到，没有正面涉及烟农的反应。王金香在书中花了一页多的篇幅介绍了清末禁种烟苗的情况，同样没有看到烟农的反应。王宏斌在书中用了一节的容量详细介绍了“禁烟运动的显著成效”，可惜对烟农的抗争基本没有涉及。拙著重在阐发贩毒群体的活动，烟农不在叙述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近代史资料》总49、50期刊出的《清末民变年表》（上）、（下）大量记载了烟农的反抗活动，编者张振鹤在“编辑说明”中称“本年表按编年体记录清末人民群众斗争概况”①，此后在一些有关清末民变的论文中对烟农的反抗活动的基本定位是正面的。本文在王宏斌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根据《清末民变年表》的提示，尽量还原清末烟苗禁种与反禁种的历史场景，并试图对此加以说明和评估。 一 晚清后期，烟土盛行，毒祸蔓延。我们仅从各主要产土省份烟土的种植、出产与销售的大致情况即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四川、云南、贵州的土烟产量最高。光绪年间“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啻六七”。②川土“行销湘、鄂、陕、黔等省，道途数千余里”③。至光绪末年四川“有四十余州县，除边厅者，向资罂粟为生计”。④岁产土药不下20万担。 贵州从光绪年间开始，从自种自销鸦片发展到外运外销。黔东北、黔西北的彝族土司们也已广种罂粟，贩卖鸦片了。道光末年贵州还是两广商人带来的烟土即所谓“广土”的销售市场，然而进入光绪朝之后贵州本省所产烟土，因品质优良、价格便宜不仅充斥本地，而且也打进了两广和湖南的市场。 1882年有人估计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265000担，三处土人所食仅需65000担，余皆分运近省。”⑤据1897年赫德的估计，四川鸦片产量为1.2万担，云南8万担，贵州4万担。⑥至1906年国际委员会估计，四川生产的土药已增至23.8万担，云南为7.8万担，贵州约为4.8万担。三省合计36.4万担，约为全国鸦片产量的2/3。⑦ 陕西、甘肃、山西三省的土烟产量仅次于四川、云南、贵州。19世纪60年代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成为著名的鸦片产区。⑧“咸丰以后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吸者日多，种者亦日众，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至咸丰、同治之交罂粟花已遍布陕甘各县，产量日多，质品亦佳。陕西1906年种植罂粟面积估计为53万亩，⑨年产鸦片不下3万担，⑩甘肃年产鸦片5000担。(11)到1906年，甘肃凡有条件的地区如崦歌集、罗家川、西河川、黄茨滩等地几乎都种上了鸦片。每逢割烟季节，商贩云集，谓之赶大烟场，一时呈现出畸形的繁荣。1882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奏报说：“晋民好种莺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12)山西鸦片年产至少为11620担，多时达3万担(13)。据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的估计，上述三省生产的鸦片约有11.4万担。(14) 浙江省生产土烟较早，台州、温州均以盛产土烟而闻名。据赫德1897年的估计，浙江生产土药1.4万担。(15)1900年前后种植面积每年高达47万余亩，年产土药15000担。(16)1906年的一项官方调查说，闽省年产土药15007担，每年消费的洋药为6804担。(17)江西种植罂粟不多，年产仅数百担。(18) 1906年9月光绪帝在中外舆论的促进下，经过大臣们的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得失最终发出了禁烟上谕。光绪帝指出：“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19)1907年冬为了强化管理，在新定的《新刑律》中明确列有鸦片烟罪。1908年6月，民政部与度支部又会订了《稽核禁烟章程》增加了公行的内容。规定各省仿照皖豫晋等省开办土药统税后所设立的土市公行，“设立公行”，以负责查土报税工作。它要求“种户须凭行卖土”，大大压缩了烟农民卖土的空间。(20) 光绪帝死后新继任的宣统帝于1909年初新颁《禁烟条例》，规定凡栽种罂粟，制贩大烟，设烟馆制烟具等均处有期徒刑。1910年秋，清政府根据对各省禁烟的大检查发布谕旨，将河南、山西、福建、广西、云南和新疆等省督抚均交部严加议处。理由是该督抚等均报一律肃清，实际上并未禁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