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前期从1853年到1858年，主要在安徽、江西实施的农村政治，是以“照旧交粮纳税”为原则的。但太平天国地方当局的实际施政与既定原则距离很大。太平天国政权贡役制的社会权力结构，使他们更习惯于用传统征贡办法与农村社会发生联系。前期天国农村政治，基本上没有贯彻“交粮纳税政策”，当然更无从涉及触及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1860年后太平军开辟了苏福和浙江两块新疆土。历史的发展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需要他们总结前一阶段农村政治与地方建设的经验，适应江苏、浙江农村社会的特点，推行新的农村政治。苏南、浙江地区的最高领导者李秀成经过长时期对农村政治经验的总结，经过主动积极的政治参与，逐渐形成他的地方建设新思维。其主旨是通过改变太平军习惯的征贡统治方式，改善与占领区民众特别是绅士阶层的关系，推行传统地方行政，谋求良性的农村建设环境。这一思想发轫于他1857年以“本章”形式向洪秀全提出的“依古制”思想。他自述： “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审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于安福王。”① 李秀成以“依古制而惠四方”作为“本章”的主要精神，客观上是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拜上帝信仰的挑战和对天国贡役制社会结构导致的权力分配不合理状况的反动，也是杨秀清“儒家化”思路的继续。所谓“择才而用”，其“才”的标准，既然是对洪秀全出于维护其绝对君主权威、重用佞臣的否定，那就应该是对杨秀清“入则尽孝悌，出则精忠报国”②的英雄标准的肯定。推广到地方建设领域，就是对非清朝官僚与顽固团练头领的地方名流社会声望和行政素质的肯定。而“定制恤民”以及“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则对地方建设直接针对所发。李秀成希望太平天国军政人员改变倨傲粗暴的工作态度，主动寻求地方各阶层尤其是绅士名流的合作。经过他本人的身体力行、亲身垂范，在他主持的苏福、浙江省，太平军贵族将领，特别是非广西客家籍将领中，掀起了一股礼贤下士的风气。其中表现最优异者，当属浙江桐乡太平军将领锺良相以濮院为中心实施的农村政治，堪称“仁政”。 锺良相并非参加金田起义的广西客家人“老兄弟”。他是湖北汉阳人，“名教束身，屈志降贼，非其本怀”③，应该是在1853年初太平军攻占武昌时被卷入运动洪流的，在杨秀清时期属于“新兄弟“。所谓“名教束身”，说明他有一定儒学教育经历，受到儒家伦理浸染“束身”颇深。既然是被卷入运动洪流，自然属于“屈志降贼，非其本怀”，其行为方式便有可能与广西客家人“老兄弟”不同。到1860年太平军经略浙江嘉兴时，因为在天京事变和多年惨烈战争中损失了大量广西客家人贵族，尤其是干练的军事和地方行政人才尤其稀缺，于是锺良相这样原来的“新兄弟”便有可能补充由原广西客家人垄断的高级贵族职位，并有可能主持新开辟疆土的地方行政事务。当锺良相在紧邻嘉兴的江苏震泽县严墓镇担任主将时，他已经拥有了符天燕的爵位，属于六等爵位中的第四级，成为一位决定地方万千百姓命运的地方军事小贵族。 甫到江南富庶郡县的太平军贵族，一般都会被江南市镇的繁华所倾倒。他们无法克制刻骨铭心的征贡习惯，江南的富庶和繁华更刺激了他们的欲望。他们向居民征贡，甚至肆无忌惮地“打先锋”，满足物质欲望，肆逞漠视占领区民众生命的狭隘心理。但锺良相不同，其施政颇有“仁政”之风。“其所辖平望一路，抚下以宽，勤恤民隐，尤爱文学之士，不事杀戮，禁止贼众毋打先锋，凡有掳掠男女，必细心查其乡贯姓名，行文至原籍令家属取回。今严墓村上下数十里间，安堵如故，锺之力也”，尽可能地减轻民众的苦难。即使在“自知力不能制”时，也尽可能为民众挽回损失。1861年初，湖州战事紧张，时有来自苏州的太平军“扰及严墓四乡”。锺良相事后“谒苏城查察释回”被掳掠走的民众，一时“感德者甚众”。④他不仅专司严墓地方的社会治理，当邻近地方发生社会混乱问题时，他也尽可能干预，决不姑息。1861年农历5月新腾商民因为不堪忍受太平军贵族施天燕的勒索愤而罢市，恶劣影响波及濮院等地。锺良相于农历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先后到濮院、新腾“讲道理安民，于是开店”，顺利平息了一场风波。他对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太平军散兵游勇坚决打击，“拿获掳掠长毛十余人，廉得是伪，杀二人以号令”，公正执法。⑤ 锺良相在严墓的良好安民业绩深得上峰赏识。1861年农历六月下旬，他在被升为福爵的同时，因“人品温雅，有局量”，调任桐乡，“兼隶乌镇、及石门镇的东北乡”⑥，濮院与屠甸市亦归节制。⑦闻此信，严墓百姓恋恋不舍，“往禾（嘉兴）再四请留不得”⑧，俨然包拯、海瑞再世于太平天国矣。严墓百姓向锺良相送万民伞“宠其行色”。在濮院莅任之初，他“初定税敛，尚不为苛，条银每亩一钱分，价止二百余文，民颇德之。”⑨ 农历七月初一日，锺良相首次在濮院亮相，宣讲道理，陈述施政之道。濮院百姓早闻其美名，“蜂拥台下而观”，想一睹这位太平包拯、天国海瑞的风采。只见锺良相“前后小长毛数十人，旗帜仪从赫赫，身上衣黄衣，脚上穿黄鞋，底厚三寸，年约四十左右，从局中迎至翔云馆戏台上……身上穿黄袍，头戴一九龙冠，即财神帽。带来侍者二人，一为炳天侯车，一为某天燕某，皆上台侍立。”锺良相在施政演说中表达了天国要求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他表示“镇上贫富逃难之人，此刻既经安民，可以迁回，士农工商各安恒业”，并许诺“倘若有别处长毛来打先锋，以所付门牌张挂，可免无害”。为保证濮院迅速转入他本人承诺的良性农村政治轨道，锺良相驱逐了原驻扎在此设馆征贡的贾某，派自己心腹林、李二人把守濮院关卡。林、李二吏“人甚廉正，并不出门闲走，并不横索钱财，约束小长毛甚严，小长毛出门买物交易皆公平”。⑩清官廉吏，相得益彰，民心大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