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的抉择：晚清中英关于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之争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史研究》2007.4(原文约18000字) 晚清时期，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中国内地贸易的性质相应发生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两国协议，按照条约规定，在中国沿海贸易中将香港视为外国口岸。但是由于税收利益冲突，中英双方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问题存在着难以抉择的两难局面，双方都希望香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但双方的要求又是完全对立的，由此而引发了复杂的冲突与交涉。最后，1886年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正式确认了香港在沿海贸易中的外国口岸地位。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强权性质，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经济发展意识的缺乏，但清政府反对从香港的走私和绕运，也有利于保护国家税收，维持经济秩序。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新论 邓正兵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 喻小兵 黄陂三中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原文约14000字) 革命派对于民主问题的理解显得较为简单，他们在论战中更多地关注“排满”，对民主问题准备不足。立宪派对于民主问题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新之间关系的认识上虽然也不尽完整，但关注国民素质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又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尽管双方在论战中多有差异，但对于以政治制度民主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的强烈诉求又在深层次上显示出了较大的同一性。这场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和立宪派的失败而告终。 论战过后，革命派更是全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为革命派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开创了新局面，可是，由于他们对民主思想准备不足，所以在推翻清廷以后革命党人似乎不知如何是好，甚至出现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思想倾向。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建立起一套与“民国”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由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妥协而成的中华民国终究只具有名称上的意义，而缺乏实质的内容，最终让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后来北洋军阀的种种倒行逆施更让中国社会在走完一个巨大的圆圈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之上，革命派远没有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理想。 论战失败的立宪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也开展了各种活动，力图实行自己的主张，但时局的发展使他们的梦想破裂。就在革命派和立宪派论战的同时，清政府也开始了宪政改革的步伐。立宪派为此欢欣鼓舞，开始一次次的请愿，掀起了规模巨大的立宪运动，仿佛觉得自己的主张即将实现。但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使他们的主张破产。 但是，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两次复辟，民主共和历经艰难，国民素质、政治能力等无可否认成为制约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因素。这些虽然不能说立宪派主张的胜利，但至少说明了他们一些主张和观点的合理性。 容闳作为边缘人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学理考察 王忠萍 徐州师范大学教务处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原文约1000字) 容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贡献是以其介入主流社会为前提的。其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曲折历程，自始至终体现了他的边缘人的身份，颇具典型意义。传统与新知的矛盾在容闳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过程中有着特别的体现，也影响着容闳主观动机的实现与行为方式的采取。但总体上是失败的容闳，他始终没有脱离既定的“边缘人”身份。容闳虽通晓西学，但对儒家文化相当陌生，始终未能融入儒家文化体系之中，与中上层社会士大夫、官僚阶层有很大的距离，并不能真正成为洋务派的中坚分子。他的多项救国之策均未完整实施，没有能得到主流社会的积极认同。他介入晚清社会的动机、行为和方式贯穿了传统与新知的矛盾，体现出本土文化与西洋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较量。容闳一直“借力”谋求报国的理想，虽取得部分的成功，但他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断裂”又终究使他成为失败的悲剧人物。容闳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曲折历程，正是近代中国的众多留学生归国后社会经历的缩影。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双向互动 俞祖华 赵慧峰 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学术月刊》2007.8(原文约13000字) 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统领、涵盖、弥漫其他思潮特点的综合性的社会思潮，它蕴藏在每一个现代思潮里。被称为三大思潮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对应关系。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的同源潜流，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但是，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形式、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达可区分为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连接点在于通过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国家自由；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契合点最多，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