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医疗社会文化史，若在10年前，恐怕绝大多数大陆学人都会感到一头雾水。而今，这一以往甚少为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似乎正趋向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不仅相关的论文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的史学期刊上，而且仅2006年就有4部论著问世。①同时，当年8月份，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还举办了国内首届“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最近面世的论著中，笔者以为，杨念群所著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以下简称《再造“病人”》，引文径括注页码)无疑是其中最具分量和影响的著作。② 《再造“病人”》是一本有些怪的书，有不少的评论称其为“四不像”之作，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社会史，既不是文化史，也不是思想史。③这无疑与作者“打破学科本位”的学术理念与追求密切相关。但从全书的研究主题、问题意识、书写方式等方面来看，将其归入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范畴，应该是合适的。事实上，从该著的导言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也是作者自己的定位。只不过，其风格不仅与正统的医学史有明显的不同，而且与一般的历史学者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的疾病医疗史论著也不尽一致，可谓是另类的医疗史书写。 即使是放在整个历史研究领域中，该书大概也算得上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著述，而对新兴的医疗社会文化史来说，就更是一部极具探索性的“新”著。其“新”或探索性不仅表现在学术理念上，也反映在有关书写历史的方法方面。不管这些探索是否成功，至少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普遍性的问题，比如，如何消化和吸收新的学术理念，历史究竟该怎样呈现，等等，并进而为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契机与借镜。 一、全书梗概 对于读者来说，该著的“怪”可能首先就表现在其题目上，病人就是病人，何来再造？而且病人还要加上引号。显然，作者以此作为书名，自有其独特的考虑，根据作者的自述，这样做是意欲表达，“近代中国的‘病人’不仅与古代意义上的病人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近代‘病人’不仅承担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而且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内涵。”(导言，第7页)也就是说，“生病”并非纯粹的自然生理现象，病人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现代“病人”的产生是近代以来一系列社会政治行为再造的结果。不过，读罢全书，我们会发现，这似乎并非全书的主旨，书中虽然也有些地方涉及于此，但作者主要做的却是，从医疗和身体入手，借助“空间”、“地方”与疾病隐喻等概念，来梳理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主要源自西方的现代医疗卫生机制(或者说“空间”)是如何植入中国社会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作机制。 中国医疗卫生机制的近代转型与现代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关涉面极广的大题目，大凡医学教育、医政管理、医疗和求诊行为、医患关系、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西医学交流与冲突、医疗与健康观念、清洁卫生观念与行为、检疫与防疫和国家卫生监管等等，均可归入，而且，其中任何一项似乎都值得深入地探究。在一本书中，要处理如此多的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也不是作者想做的。他希望的似乎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一些与医疗卫生相关的个案来做细致的探索，并通过共通的学术理念的实践，以现代医疗卫生空间植入中国社会的情形与这一过程中政治和社会运作机制这一共同的主题来将这些个案贯穿起来，形成一种由点及面、松散与连贯结合的书写格局。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九章。《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思路与全书的布局。首先以故事的方式引出身体的问题，借用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的思路，指出，一般认识中，近代以来中国人贫弱的身体其实象征着中国国家的衰败，“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甚至暗喻着中国国土疆界被频繁侵害。”(导言，第3页)经由身体，将疾病同国家和政治联系了起来。通过这一联系，作者似乎希望表明，他的研究将从文化和后现代的视角出发，以疾病与医疗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近代的空间政治，而将其与传统疾病医疗史研究过于强调科学主义理念和线性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区别开来。 第一章《救不了灵魂的医生》叙述了1832年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从为了拯救灵魂的纯粹传教到更加注重世俗的作为科学的医学的转变过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基督教内部“预言精神”和“秩序精神”的此消彼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者的核心是在摧毁异端偶像和制度的同时寻求一种超越性的终极体验和希望，而后者则倡导更有耐心地在世俗范围内进行工作，并能相对容忍世俗中不完美事务的存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国“社会福音派”影响的增强，西医传教士开始比较现实地面对“灵魂难以拯救”的状况，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医学本身，与此同时，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也强烈抵御灵魂的被拯救，加上西方现代科学话语霸权地位的全面奠定，终使“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发生了更加严重的错位，宗教承担的神圣意义在世俗氛围的浸淫下似已变得无足轻重。”(第39页) 第二章《对陌生空间的恐惧与接纳》主要处理的是西方医疗空间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因应中国社会的“地方感”而逐步加以调适。对西方封闭医疗空间的恐惧和医院治疗“委托制”的不理解，伴随着当时风起云涌的反教运动，在晚清社会形成了众多诸如“采生折割”之类的想象与谣言。面对本土文化的抵制，西方医疗空间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比如有限度地公开医疗空间，委托治疗中营造虚拟家庭氛围等，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从而，进入中国社会的西医也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西医，而打上了许多中国社会的烙印。作者希望借此摆脱以往西医传播史研究中预设非西方世界只具备被动接受西方影响能力，而不具备反作用可能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表明“西医的传播并非一个‘纯净’的过程，而是与当地社会文化反复互动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结果”。(导言，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