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曾刊登王晓秋先生《清末政坛变化的写照——宣统年间〈汪荣宝日记〉剖析》一文，文章根据《汪荣宝日记》的记载，首次向学术界披露，在清末立宪时期，除《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外，清廷还曾命李家驹、汪荣宝等人编纂过一部宪法草案。不过，这部后来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李汪宪草”的原始稿本却一直未能发现。1999年，俞江先生在《历史研究》该年第6期发表《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以下简称“俞文”)，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政院档案中发现了“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并分别称之为“甲残本”和“乙全本”，“二者皆为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俞文称，甲残本即“北鬼氏大清宪法案”，是“日本著名的宪法学家”北鬼三郎为清王朝纂拟的宪法草案；乙全本虽“难以确认其纂拟机构和时间”，但“应不迟于1910年8月”，且此本“非汪氏日记所提到的那部宪草”。 由于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非常重视清末法制改革史的研究，俞文的发表引起学界、特别是史学界和法史学界的关注。①然而，仔细研读俞文，仍存在令人生疑之处，有关结论尚值得进一步商榷。 “北鬼氏大清宪法案”系日人著作而非宪草 对于“北鬼氏大清宪法案”(即甲残本)，俞文介绍说： 甲残本藏于资政院档案第二号卷宗内。第二号卷目录名为“资政院议事日程，会议讨论文件及议员等提出议案、说帖、条陈”，内共60件档案，尚未编写每件的子目。甲残本实际上包括两件常见的折本，一本封面上楷书“第四号”，内中包括“大清宪法案”第五条、第六条及其按语；一本封面上楷书“第五号”，内中包括“大清宪法案”第七条及其按语。 清代文书格式，“上于朝廷者，曰题本，曰奏本，亦曰奏折”，②并无“折本”一说。俞文称甲残本为“折本”，不知何所依据。揆度其义，显然是以“折本”来指上奏朝廷用的本子，而这遂成为俞文断定甲残本为“清廷秘密立宪产物”的决定性前提。细言之，俞文断定甲残本是日人北鬼三郎为清廷编纂的宪法草案，是按照如下逻辑展开的。 首先，俞文根据甲残本仅存三条这一情况，推测“这部宪草是将条文分别抄录于多件折本上”，并且说“这样的形式符合清末修订完毕的法律草稿需要进呈时的情况”，如1910年11月5日，清廷命溥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起草宪法，就要求“随时逐条呈候钦定”。至于甲残本所剩无几的原因，作者解释说：“将条文及按语分别抄写于数本折本上，是因为法律条文初步拟成后，往往有较长的按语，以说明该条文的立法宗旨、内容、依据等等，分别抄写可便于审批人阅读，然而，这无疑是造成该宪草大部分散佚的主要原因。” 其次，俞文指出，甲残本的原文是用外文起草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甲残本两件抄本的首句均写道：“本部员外郎李景铭谨将大清宪法草案第五、六(第七条)条译呈钧览。”俞文由此得出结论说，李景铭“此次进呈的应该是该宪草或部分条文修纂完毕后翻译成中文的译本”。接着又补充说：“在现存的甲残本按语之首，有小写的‘原书’二字，其后则有‘景铭谨按’一语，也说明了以上推测是成立的。” 再次，俞文称，通过观察“原书”按语，发现“该草案的纂拟者对日本宪法史极为熟悉，往往站在第一人称的立场评述日本宪政”，因此他怀疑甲残本的原纂拟者为日本人。接着又称，这一疑问在《汪荣宝日记》中找到了答案，根据是，汪荣宝在1910年7月2日的日记中曾写道：“……饭后，寿民先散，贝勒复见他客。客去，乃与余论条陈钦定宪法事宜，贝勒意改奏折为说帖……归后，阅北鬼氏大清宪法案……(晚)六时半散归，阅北鬼氏大清宪法案。” 依据以上几点，俞文得出结论说：“可见，清末，日本著名的宪法学家北鬼三郎曾为清王朝纂拟过一部宪法草案。尽管该草案当时未向社会公布，但由于汪荣宝的特殊身份(参与宪政编查馆和法律修订馆各种法律草案修订工作)，并精通日文，他看到该草案应属正常。” 俞文的上述论证步步推进，看起来逻辑严密，颇有说服力，然而，除了甲残本的原文为日本人所撰这一点可以成立外，其他论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 其一，从第四号(即第五、六条)首句“本部员外郎李景铭谨将大清宪法案第五、六条译呈钧览”以及第五号(即第七条)首句“本部员外郎李景铭谨将大清宪法案第七条译呈钧览”两句话来看，甲残本显然并非进呈给朝廷的，而是李景铭翻译给其部门长官参阅的材料，所以才会用“本部员外郎”及“译呈钧览”这样的说法。③经查，李景铭为度支部员外郎，④甲残本应是他翻译给度支部尚书载泽或侍郎陈邦瑞参阅的，因二人分别担任纂拟宪法大臣和协同纂拟宪法大臣，故李景铭有此作为。仅此一点，即足以证明，甲残本并非俞文所说“进呈”给朝廷的“宪草或部分条文修纂完毕后翻译成中文的译本”。 其二，在甲残本的三条条文后，均有原纂拟者所写的按语，其后又有翻译者李景铭的按语。为了区分两种按语，李景铭在三条条文原按语的开头均写了“原书”两个明显的小字，以提示下面大号的文字为“原书”的按语。而他自己所写按语，则以“景铭谨按”一语开头，其中第五条李景铭按语的开头为“景铭谨按，原书所称君主……”第六条为“景铭谨按，原书所谓会期完满……”第七条为“景铭谨按，命令所以与法律不同者……”以上文字清楚地表明，甲残本的条文和按语是李景铭根据一种外文“原书”翻译的，然后又加了自己的按语。考虑到李景铭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⑤而“原书”作者对日本宪法史又十分熟悉，因此，李景铭的翻译根据的应是日文原书。俞文也注意到了“原书”二字，不过在其解释中却将“原书”与用外文起草的“宪草”等同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