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5—0056—12 说起同光年间的“清流”人物，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头脑里浮现出的人名，首先是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宝廷、何金寿和黄体芳等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类似的科甲经历及其名人效应：中进士，授编修，兼差考官和学政，升转于翰詹的不同职位，最后擢为内阁学士，进而入部为侍郎，跻身部堂卿贰。这样的进阶之路，用宝廷的话来说，是“名士兼名臣，千古垂不朽。”①在仕途拥挤的同光时期，绝大多数人走通这条道路所需的时间是以前的双倍，即二十年左右，②而名士“清流”只花了十余年的光景，成为官场的例外。 成名须趁早，不然快乐会减半。这句话特别适合同光时期士子们的心态。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宝廷、何金寿和黄体芳等人是那个时代的幸运者，大多场屋通顺，少年成名。③“清流”的一大特征，就是由科甲而登官场，由名士而致名臣。40岁左右，就成为影响兼及政坛和学界的士大夫。 但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如果正途走不通，是否还有成为名士兼名臣的可能性呢？比如邓承修，他没有正途的出身，似乎也没有走正途的勇气。他20岁中举，作为偏僻的广东归善(今惠州)人，这已算是不错的开端。但两年后，即同治二年(1863)，当张之洞、黄体芳联翩进士及第的时候，年方22岁的邓承修却匆忙捐赀为郎中，签分刑部，做起了庞大官僚体系里的一无名小部吏。邓承修传记中未有交待，也许是他对科甲没有信心，也许是家有余资，捐官正五品的郎中，那比通常正六品的部吏主事要花去更多的银两。④ 如果没有光绪初年风起云涌的“清流”建言活动，邓承修的官履轨迹，是绝无可能与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宝廷、何金寿和黄体芳等人有相交相汇的，晚清历史上也许就不会留下邓承修的名字；而正因为有了“清流”建言活动，邓承修才得以跻身“清流”的行列，同时也晋升到名臣的行列。 两种仕途，一种结果，殊途而同归。前者由名士而成名臣，后者由俗吏而致名臣。“清流”建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够将部院寻常书吏，造就为一代名臣？为何一被人目为“清流”人物，仕途前景就大有不同呢？ 一 另一个交往圈子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内乱和外患之后，世道承平的同治朝，被官方得意地自诩为“中兴”，而中兴时期官场面临着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是——仕途拥挤、出头无望。这其中的原因，一是靠镇压太平军崛起的湘淮军人，以军功占据高位；另一是以捐纳挤入官场的杂佐，以银子铺路、以夤缘晋阶，攫取了大量府县级的官职。谁都知道，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⑤而大家都愿意挤这条独木桥，因为这是传统的正经仕途。但现在情况突然变了，“咸同以降，翰林拥挤。”⑥而“拥挤”的原因，不是翰林过剩，而是鸠占鹊巢，非正途出身的官员抢了正途出身官员的饭碗。 这怪谁呢？当然怪太平起义军，同时也怪西方列强。不是明摆着吗？军功和洋务，为非正途的开辟了广阔的为官道路；而这批“粗才俗吏”的窜升，又极大地改变了京师官员的交往圈子和交往方式，在正途和非正途官员之间，似乎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由军功而擢升为疆吏的刘坤一光绪七年(1881)的感受非同寻常： 弟上年出都，照章分送别敬，乃香涛询知未送黄漱兰与宝竹坡诸处，遂亦不受，此何意耶？弟自知粗才俗吏，不能罗致清流，而亦不欲轻为罗致，…⑦ 哪怕官至封疆，面对乳臭未干的名士“清流”，心中升起的，仍然是自卑。主动以白花花的银子“罗致”，换来的却是白眼相对。承平时期，军人地位下降之日，就是文人地位上升之时，作为名人文士的“清流”，必然成为社交场合的宠儿，由此也引起了京师交往方式和生活氛围的改变。亲历了同光两朝的满人震钧，观察到了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咸丰中，肃顺尚骄侈，士大夫化之，以奢华倨傲相尚。至同治初，恭邸性谦恭，文、倭二相性俭朴，士大夫遂易而谨饬，且多以布衣相尚，至光绪初犹尔，后遂不然。未几诸言臣蔚兴，人皆以名臣相期。及癸未张幼樵编修佩纶以庶子署副都御史知贡举，而清议益重。后生初学，争以清流自励。不数年，此风顿改。及潘文勤主持风雅，常熟尚书和之，皆尚小学，坊间《说文》盛行。⑧ 震钧生于咸丰七年(1857)，卒于民国九年(1920)。虽经历了咸同光宣四朝，但咸丰朝的事情，他多为耳食，所记多有不确。此处把咸丰朝“尚骄侈”的责任归之于肃顺，便是未脱“成者为王败者寇”的窠臼。咸丰帝本人荒淫无度的效应，难道还超不过一个权臣肃顺？同治朝的官场风气，也断非恭亲王、文祥和倭仁几个人的个人品质所能左右，同治年间屡谏不止的重修圆明园风波，凸现出刚刚攫取朝纲的慈禧太后的奢靡之心,⑨更不用说后来愈演愈烈的、乃至动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的闹剧。“布衣相尚”，岂非梦呓？光绪朝“清流”崛起、“清议益重”的效应，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小学”和《说文》的“盛行”。绘画、碑帖、金石、书籍，哪个不都是可以鉴赏和收藏的宝货？俗话说，“乱世的黄金，盛世的古董”。古董的行情见涨，固然是世道太平的一个标志。但在以“中兴”为招牌的盛世里，外在的“风雅”只是其表，内里又是什么呢？京城士大夫风气之蜕变，不是几个朝廷重臣的个人行为可以决定的，它与整个政局的变迁密切相关。同治初肃顺被整肃、慈禧垂帘听政的政治新格局，成为直接影响士大夫行为举止和交往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