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国家与市场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以往研究大都比较偏重国家对市场的控制的结论，而对市场对政府的反制重视不够，于是有“发展导向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结论。本文以1935—1949年的福建侨批业①为例，提出反证，希冀有助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相关理论的全面探讨。 一、对立时期(1935—1939) 近代邮政建立前，中国已存在相当完备的官方和民间并行的两套“邮驿”网络。专营华侨侨批和侨眷回批(即回信)的批信局与官营邮驿并存并行，相安无事。1896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兼具营利与公用事业性质的信件寄递逐渐收归国营。1933年12月，邮政总局根据业务范围和性质将传统邮政组织划分为“民信局”与“批信局”，规定民信局1934年年底必须停业，闽粤地区“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批”的“批信局”继续存在，但“不准收寄普通信件”。由此形成了私营侨批业与国营邮政业共存局面。邮局既是经营邮政业务的盈利组织，又是负责管理的国家政权机构，邮局与批信局的利益纷争与冲突就注定不可避免。 1935年，邮政总局首先取缔了批信局之间的转托业务，批信局来往内地的批信及回批必须汇束成包交给邮局寄递，不得转托其他批信局代寄。在此以前，在没有设立分号的地方，批信局通常都是转托其它局代送信件，各局互相协调派送路线，以减少人力，降低成本。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公会先后与邮政总局、厦门侨务局和中央侨务委员会交涉，要求允许转托业务。不过国家邮政总局认为此举严重影响邮资收入，并未同意，批信局的交涉因而受挫。 不过，邮政总局开初并没有系统管理和控制批信局的严密法规或制度，1935年12月才制定颁布“批信事务处理办法”(计十四条，以下简称“办法”)。这是政府管理侨批市场的一个转折点，力图将其纳入国家管理范围之内。 “办法”详细规定了批信局执照的管理办法，申领者必须填写申请书，详细写明名称、开设地点、营业人姓名、年龄、籍贯与何处往来营业，有分号者还需写分号名称、地点及代理人姓名、年龄、籍贯，如国内外均有分号者并应分别注明国内外字样，国外分号须注明详细地址，巡视员可以“随时调验”，“并于执照背后注明调验日期”，若停业“应将原领执照缴由该管邮局转呈注销，不得私自转让或顶替”。显然，邮局的目的在于通过执照随时管理和控制批信局的发展。不过，仅有执照管理方法并未能奏效。侨批业者通过各种公开或私下手段予以规避，如谎报牌号多次领取执照、未设局就预先申请执照进而从事执照转让与买卖，有的甚至直接“疏通”邮政经办人员给予“方便”，这种情况广泛存在。虽然新牌照停止申请，但旧牌照仍然有效，即使批信局经理已去世，每年申请时表格中的经理姓名等还是照旧填写。总体而言，执照管理只不过较以前完全自由状态，使批信局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批信局与邮局的最大矛盾是自带信件。一般而言，侨批大致可以归属国际信件一类，因此邮局允许批信局在侨批贴足国际邮资后自行投送。然而，侨眷回信究竟是按国际邮件还是按国内邮件处理，“办法”并未明确规定，因此各地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厦门邮局规定，回信必须缴纳国内邮资交由邮局寄送，然后由批信局总号从邮局收领寄往国外，否则以走私论处。此举遭至厦门银信业同业公会强烈抗议，他们援引汕头邮局为例：汕头对有执照的批信局自带信件不加限制，不能自带的可在内地添设分号，只需报请邮局核准转递该号寄往内地的信件。既有同业可援例，又有民间抗议，福建省邮管局被迫采用汕头邮局的办法，允许批信局自带回信。由此可知，省邮局允许批信局缴纳邮资后自行寄递，而且实际上恢复已取缔的转托业务，回信逃缴邮资的可能性因而加大，增加了稽查难度，因此遭到厦门邮局强烈反对，“此项(指回批)邮政收入必大受打击，我邮损失殊属不资”。不过，省邮管局并未理会。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受到严峻挑战。为了抗战需要，南京政府调整各方面政策，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华侨汇款和捐赠。然而，邮局并未改变先前的限制政策，总局直至1939年初还在责令福建省邮管局严格执行1935年“办法”，“各批信局增设分号必须按章纳费”、“各批信局如有私运批信及回批，匿报回批件数或夹带他件等情事，一经查获，应按批信事务处理办法第十条予以处罚，如果抗缴罚款，应予警告，限期清缴，如仍置不理，得暂停其营业”等。邮局方面并未因非常时期而放松管制，仍对批信局分实施严格限制和严厉处罚，国内外侨批业者非常不满，积极交涉，其后侨批业政策才得以调整。 二、放宽时期(1939—1945) 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侨批业因“交通受阻”面临严重困难，而厦门邮局“狃于定章”，继续严格执行战前政策，受到国内外业者的广泛批评。厦门批信局先后与厦门侨务局、福建邮政管理局、邮政总局及交通部交涉，要求根据战时情势改变政策，对侨批事宜通融办理，给予便捷：允许侨批贴足国际邮资后由批信局直接自行收发，“允领有部照者，其所在地无论为总分局，胥视该项侨信及回文之实地需要，或批信总分局地失复，应随时进退移动，均得自由对洋径行收发，以期适合战地实际情形，免致侨汇为难。”与此同时，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侨批业公会等也对国内僵化的政策提出批评，纷纷致函厦门邮局。指出，外国邮局对侨批业予以自由不加限制，“外邮优待而国邮反加严酷，独我国邮政局尚犹拘泥成例，多方挑剔，如统系之不明者便予扣留，沿途不加盖戳者即予科罚”，福建省及厦门邮局应及时调整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