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5—0050—06 地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一来文化和地理的结合打破了以往文化史线性研究的单调，二来受到振兴地方经济的热情推动。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研究框架。本文尝试借用施坚雅对“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①，以山西省作为研究案例，探讨是否存在一个外人所能感知的“山西文化”的范畴，如果存在是如何形成的，并且它的体系结构是怎样的。 山西号称“表里山河”，东则太行为之屏障，西则大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句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天然完固的地理形势给人的错觉，似乎不需要考虑山西文化是否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历史上山西境内自然形成的区域在明清以前却完全呈外向型的发展态势。兹简述如下： “上党”相当于晋东南(长治、晋城盆地)。战国时代在“争于市朝”的政治策略下，这里是山西腹里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交通直道，三晋在此均拥有行政建置。秦汉一统，设上党郡。直至隋唐，始以长治盆地和晋城盆地为中心农作区，分立泽、潞两郡。上党地形封闭，但中古前期与中原(准确地说是河内)联系密切。唐时名相李德裕曾说：“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皆用儒臣。”②以宋代理学为例，上党学者受河南之学影响尤重，特别是程明道(颢)先生任晋城令三年，泽濡更深。元许有壬《至正集》卷37称赞道：“厥后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余人，邻邑渐被，学校大兴，金源百年，平阳士遂甲诸道而泽又甲平阳，先生之泽至矣。”《宋元学案》及《增补宋元学案》载有晋籍学者102人，上党出28位，仅次于河东，居第二位；而两书中记载上党与河洛学术的渊源关系在在可见③。 “河东”相当于晋南(临汾、运城盆地)。春秋时晋国领土，与秦国的“河西”相对。《史记·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在长安、洛阳时代，河东均被视为“股肱郡”。北朝东西魏争夺战中，河东并没有依顺占据并州大部的高齐政权，而是倒向了盘踞关中的宇文泰集团。毛汉光认为，河东大士族裴氏、柳氏、薛氏等“其人物与关中政权长期结合，所以时人将此三大士族归类于关中郡姓之中”④。另外，河东方言亦与山西大部之晋语有别，从属于关、洛代表的中原官话。河东的文化面貌、生活习俗与关中更为接近，除了长安在中古前期作为政治中心的时间较长，更主要和交通、地形有关。从河东循汾水接涑水河谷而下，至蒲津渡河，即进入渭水盆地，沿途一马平川，双方地形紧密相连。 “雁北”相当于晋北(雁门关以北)。“雁北”名称的出现相当晚近⑤，但它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的概念应该说早已形成。首先因为它的区域界线就是农牧自然分界线；其次，这一区域的巩固与历代边防有关，特别是明代号称“天子守边”，它的地域范围因大同边关和山西内三关的设置确定下来。雁北区域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军事状态紧密相关。清朝实行满蒙联姻政策，将兵用于西北回部，雁北不再是军事对垒区，康熙经过大同府，感慨道：“自昔军旅之所屯戍，商贾之所往来，虽厥壤寒瘠，俗实佻靡。明武宗托言巡边，每来游幸，留辙数月，为后人所讥……此行不辞劳瘁，亲冒霜雪，期欲平靖沙漠，又非南巡可比。”⑥一盛一衰，对比鲜明。明代雁北地区在行政地理上属于大同府，在兵要地理上则属于山西行都司，与塞外的今内蒙部分地区划为一军事管理区。建国后雁北也一度划归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市)。这些都体现了历史上雁北与边塞一体的特性。 上党与河内一体、河东与关中一体、雁北与边塞一体的外向型区域发展格局，是与历史上山西常在京师左右的政治地理特点紧密相关的，致使其区域生成并没有像山西平行四边形规整模型所示意的那样由中心向四周辐射，相反，导致了晋中核心区的不明确状态。但是太原中心都会的地位始终如一。山西境内历代高层政区的治所基本都在太原，它还曾经成为一些割据政权的中心。应该说，太原的定位正符合区域中心处于该地区几何中心的理想政治地理模式，不仅到山西境内河东、上党、雁北各区域道里均衡、左右逢源，也是南北两大干途的交合点。但太原并不是先为晋中的中心，再为山西的中心，这一点和长安对于陕西的意义还有所不同。秦汉的择都，首先是重视关中作为“天下之陆海”的优势，再择关中之中，这样长安即使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它仍然可以依托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优越条件，以经济、文化、政治地位的绝对优势取得对全省的控制权。太原作为中心城市的特点为政治性、军事性。 正由于太原并不是在核心区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该区域的内向制约力尚无法克服外向牵引力，所以明清以前并不存在所谓一致的山西文化。 施坚雅在论述中华帝国空间结构中中心地和相关的地方体系时说，“一个是因帝国官僚政治为实施地方行政而建立，并加以调整的；另一个起初是因经济活动的需要而成型的。前者反映了中国的官僚结构，因为这是个官僚的国家，是个衙门的世界……后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结构，因为中国也是个集市与贸易体系”。⑦正是他所提到的行政层级和经济网络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山西区域整合和大地域文化概念的成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一方面，明清以后省级政区的长期确立⑧，使山西地域发展的内向制约力开始逐渐超越外向牵引力；另一方面，晋商在区域整合中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