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0-0140-07

      清末，在全面的近代文化革新运动中，中国语言文字也经历了一场颇有深度也颇有规模的变革运动。这场运动虽不似当时的兴办学堂那样的喧腾，但其意义之深刻、影响之深远、牵涉面之广和复杂则远远超过后者。这是因为，语言文字改革决不单是语言文字问题。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一定文化之产物的语言文字，必然地、丝缕相连地牵动着和表征着整个文化运动。晚清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也绝不单纯是文化问题，在近代急迫的民族危机阴影下，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任何兴废改革行动都不能不置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政治视野下加以考察或定位。语言文字决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只是工具、符号，它的发达的根系深扎于所自生长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它的每一根根须都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筋脉相联系。因此，研究清末语言文字改革绝不可能自外于清末的新文化运动，正如研究清末文化史不可能置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于不顾；考察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必须将其置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大视野下，正如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完全可以把晚清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作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民族振兴”驱动下的“切音为字”方案

      甲午前后，在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为沉重的民族耻辱感的刺激下，民族振兴思潮勃然高涨。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启蒙主义者对此前的“求强”运动成败教训作了深入的总结，批评了器物求“强”路线是“仅袭皮毛”、“补苴罅漏”，而对于前此已经出现的以“学”求“强”的路线则大力张扬：“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①；“泰西所以富强，在于有学”②；“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③。即“学”——近代学术或知识体系的建设才是从根本上实现民族振兴的关键。

      必须看到的是，甲午以后启蒙主义者所强调的“学”，与此前已有非常大的不同。

      其一，甲午以后启蒙主义者所阐扬的“学”，不只是简单地将它作为强国之根本，而是将它作为民族振兴系统工程中的一环，即“学”的发达——人的理性本质的觉悟——民族振兴的实现。因为，甲午以后的启蒙主义者已是自觉地将“学”看作是“智”——人的理性本质的外在表现，“智”是“学”的内化，而且认为“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表征，是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矣；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④即人只有通过“勉强为学”而具备“学”(知识)，才能成为具有“智”之本性的人，即完整意义的人；而且“学”越高深，越是能达到人生的崇高境界。

      其二，“学”的主体已不是几个精英人物(诸如士大夫、洋务专才等)，而是芸芸大众。甲午以后，启蒙主义者确认“民”是国家政治的主体，而且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民”的普遍的理性觉醒、达到“智”的境界之基础之上，进而呼吁“开民智”。他们的目标是：“必使全国四万万民皆出于学，然后智开而才足。”⑤而且被他们列为文化启蒙对象的“民”，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农、工、商、兵”等下层民众，主张让他们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是“贫贱贩负之家，工农樵牧之侣”的子弟，也应“及时教以义方，敦以实学，破其愚蒙，启其智慧”。⑥因此，与传统时代的科举精英教育、洋务时期培养“专才”教育的指导思想不同，无论是兴办学堂或报刊、出版、学会等文化活动，都是致力于“学”的普通化、普及化。

      这就逻辑性地引出了对“学”之载具的语言文字问题的思考——启蒙主义者从对中西落后与先进的对比和探讨中看到，国家的先进与落后，取决于国民的“智”——文化素质，而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则是一国之民识字人数的多寡。他们看到了这一事实：“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之九，少亦几十之二。……(中国)计今之识字者，男约百之一，女约四万得一。”⑦“民”的普遍文盲，是“学”的普及化、普通化的最大障碍。一些有识之士进一步指出，造成中国之民识字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汉字的繁难。而汉字的繁难则是由其文字制度造成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泰西(文字)切音，中国(文字)象形”⑧。由此又带来了汉字的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因为汉字“象形”，所以字数庞大，总字数达四万余，常用字也有四千多，士子非读完“十三经”、非耗费十余年功夫不可能掌握，“人生可用者几次十年？因是读书者少，融洽古今、横览中外者更少”；而泰西文字甚为简易，“以二十六字母相生，至于无穷，中人之才，读书数年，便能诵读挥写，故通国男女，鲜不学之人”⑨。二是因为汉字“象形”，所以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一个个“如峨冠博带，古物庞然”⑩，难认、难记、难书写。其三，也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致使书面语言(当时人称为“文字”)与口头语言(当时人称为“语言”)日渐疏离，不仅差距太大，而且造成分化：“语言为四民所同有之事，文字乃为士林所独有之事。”(11)贵族化的书面语言“文义太深”，导致民“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解字义，不晓文法”(12)。由此，有种种缺陷的汉字便被指为中国落后的罪魁：“夫中国之所以得为中国者，在于文字；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亦在于文字。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实现民族振兴目标的希望，自然寄托在语言文字的改革之上。晚清最早发表文字改革方案的卢戆章就是从便于民众学习新知识、以及国家富强的角度提出文字改革主张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