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 贾小叶 贾小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史学月刊》2007.10（原文约16000字） 19世纪中后期，夷夏观念的演变是复杂的。就下层民众而言，他们仍然依据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盲目排外；而在上层，夷夏之辨的演变则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在文化层面发挥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但在政治层面仍然强调夷夏对立，主张制夷、御侮。这种强烈的族类认同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一种是依据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盲目排外，反对学习西方。在维新派收拾西方学理构建民族主义理论后，无论主张学习西方者，还是反侵略者，都不再在“夷夏之辨”上做文章。到了20世纪初年，革命派又重新拾起“夷夏之辨”的理论。不过，这一次，他们所针对的已经不是西方，而是满族。“夷夏之辨”一度成了他们排满革命的思想资源。 论京师同文馆的洋教习 陈向阳 陈向阳，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社会科学》2007.10（原文约10000字） 京师同文馆开办之初即招聘洋教习入馆并给予比较优厚的待遇。在京师同文馆教师队伍结构中，洋教习扮演了核心和骨干的角色。不仅前后两任总教习均由外国人担任，而且教学中的主干课程也基本上由洋教习承担。洋教习不仅承担了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工作，还开设了许多现代科技和人文社会类课程；不仅担任教学工作，还担任了教学管理工作。从文化水平、专业经历、工作业绩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考察，不少洋教习具有较高的现代文化素质和专业能力。 1926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交涉述评 谷小水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 《历史档案》2007.2（原文约7500字）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初设于1864年，根据中英双方1869年商妥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该机构的事权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五卅惨案”后，作为惨案“远因”的会审公廨再次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收回会审公廨被列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对外交涉“十七条”、上海总商会所提“十三条”之一。1926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交涉与局部收回，是在民众大规模参与政治活动及利益表达的背景下实现的。在上海商民具体推动下的地方交涉成为促成此一诉求的特定路径。相比于此前中外间相关的法律约定及数次谈判中的中方底线，《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虽均呈“倒退”，但却是对既成事实状况的一次切实扭转。自此，会审公廨的交涉终于一改以往屡起屡仆的僵局，迈出了利权收回的艰难一步。 暂行章程订立后，影响所及，上海法租界当局也不得不表示辖区内会审公廨循此办理，法租界会审公廨的面貌因之改变。1929年暂行章程即将到期，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多次会商于1930年2月与各国代表正式签订《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终于将由会审公廨流衍出的租界内法院真正纳入了中国的司法架构，为辛亥以来中外近20年关于此问题的谈判划上了句号。 近代中国交通地理变迁与城市兴衰 鲍成志 鲍成志，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原文约7000字） 中国古代城市是建立在国家行政区划和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而受到封建政治、经济因素的极大制约。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强行将中国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和交通网络中，西方交通运输文明和新式交通运输工具的输入使中国传统交通运输的运力、运道受到巨大冲击，交通地理发生显著变化，打破了中国原有的交通地理格局，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传统的城市发展格局被打破，一些城市由于具备优越的新式交通地理条件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而许多不具备或丧失了优越交通地理条件的城市则逐渐陷入停顿或走向衰落。近代交通地理变迁推动下的城市分化发展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由此中国城市开始了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型。 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 王冀青 王冀青，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原文约9000字） 英国近代考古学家斯坦因和中国近代外交家、清驻英国公使馆二等参赞陈贻范在1909—1910年有过几次交往，主要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为斯坦因举办讲演会、英国中国学会为马继业举办讲演会以及张元济在英国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等事件有关。文章认为，以陈贻范为代表的清朝驻英使馆外交官员没有将英国各报刊上关于斯坦因敦煌考古的信息通报给国内，是导致敦煌文物大规模外流的原因之一。陈贻范作为长期身在英京伦敦、精通英语的清朝外交官，即便无力阻止斯坦因在中国的考察和考古，至少也可以将《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上关于斯坦因敦煌考古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反馈给国内，使国内各界有所警觉。更有甚者，陈贻范参加过斯坦因的讲演会，认识斯坦因，对斯坦因敦煌考古的经过很熟悉，对敦煌文物的收藏地点和学术价值很清楚，但他竟没有向国内写过一篇报告。假如陈贻范稍微具备一点反映在罗振玉、张元济等人身上的那种敏锐性，那么敦煌学的历史肯定会增添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