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5—0097—08 关于孙中山思想研究尽管不绝如缕，但还是有一些问题被忽视了。本文拟就以下四个问题进行检讨。 一、身为“公仆”之官吏，安能“自由”？ 中国人中谁最先提及“公仆”一词，已无可考。据笔者所见资料，严复算是较早提到“公仆”之人。在著名的《辟韩》一文的结尾处，他曾引用过西方政治学家的一段话：“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①。意思是说，国家是人民的公共财产，那些治理国家的人，不过是国家的“公仆隶”。官与民的地位，高下判然。但是，严复并没有具体说国家的这些“公仆隶”究竟应该如何。真正对“公仆”十分关注的人还是孙中山。 孙中山对“公仆”的议论，比较零散。归纳起来，主要涉及几点：一是做“公仆”应该德才兼备②；二是做“公仆”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尤其要经过考试③；三是做“公仆”必须名副其实，要像公司的办事员一样，为股东服务④，要“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⑤；四是做“公仆”，必须有所牺牲，那就是舍弃自由平等的权利。 笔者对上述四点的前三点大体赞同，对第四点表示异议。笔者在此重点分析他的第四点。 他说：“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当官吏却是国民公仆”⑥。在另一处又详细论及此：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盖人民终岁勤动，以谋其生；而官吏则为人民所养，不必谋生。是人民实共出所有之一部，供养少数人，代彼办事。于是在办事期内，此少数人者当停止其自由，为民尽职，以答人民之供养。是人民之供养，实不啻为购取少数人自由之代价。倘此少数人而欲自由，非退为人民不可。自由之范围本宽，而在勤务期间则甚狭。仆为总统时，殊不自由。今日来鄂，与诸君相见，实以国民的资格，而非以总统的资格。故仆今日所享之自由，最为完全，其所以完全者，以为国民的自由也。……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为人民不可；当未退为人民，而在职为军人或故官吏时，则非牺牲自由、绝对服从纪律万万不可⑦。 这段话的意思自不必说。但是，它却引发了如下值得思考的问题：人民与官吏是一国之内两个对立的群体，因为前者为主人，后者为仆人。试问：除此之外，还有无其他群体？既然人民与官吏是对立的，一个人就不可能既为人民又为官吏，个人还有无选择其他之自由？ 人民赢得主人地位靠的是勤劳，而官吏为公仆则为人民所养。既然如此，为什么民国初年那些为人所养的官吏总是高高在上？既然只有人民才有“完全自由”，他们为何奈何不了牺牲自由的官吏？既然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官吏为何还是能“自由”地干涉人民的自由？已经退为人民的孙中山自己，要一展自己的抱负时，为何处处受牵制？他不是拥有“完全自由”吗？试问，所谓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难道“放荡不羁”就是真自由？既然人民与官吏的地位高下有别，为何民国时期很多人仍希望升官发财？孙中山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判然有别的人民与官吏，这是调和了社会的矛盾还是无能为力？ 如果以上问题，不能予以妥当之解答，孙中山的公仆无“自由”论，岂能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孙中山的“公仆”观，其问题何在？他这样理解“公仆”，其合理性又何在？ 很显然，孙中山所谓的“公仆”是人民和国家的仆隶，他们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或某一价级的仆隶。这与专制社会下人民的处境是不同的：人民是专制君主的私产和奴隶。因此，孙中山如此界定“公仆”恰恰就是对专制社会的人民为奴隶的一种辩证否定，这当然是一种进步。问题在于，作为人民的“公仆”除了在法律上无法享有人民拥有的自由外，在其他方面又将如何呢？如果“公仆”不具有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又将如何行事？因此，“公仆”可能并不是没有自由，他们只是没有人民享有的那些“自由”。因为，人民享有的那些“自由”正好是对“公仆”可能滥用权力的一种限制。这就是说，“公仆”的“自由”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必须是在法律约束下的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自由。所以，孙中山把共和国中的官吏作为人民与国家的“公仆”，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就其实际而言，官吏决不是人民和国家的奴隶，而是法律的仆人。只有这样理解“公仆”，才不是那种发生于人和人之间的支配关系的奴隶，而是与人民一样公开服从于人类理性产物即法律的平等的公民。 二、资本家者，真无良心？ 对资本家的憎恶，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殊不知，近一个世纪前的孙中山已经向资本家“开炮”了。 在孙中山为自己的社会革命主张的辩护中，流露了对资本家的嫌恶： 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盖专制皇帝且口不离爱民，虽专横无艺，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职志。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 迩来欧美工人对于资本家之无良，常为同盟罢工之事，然总无效。盖工人皆贫，无持久之宿粮，工人求增值，资本家故靳之，逾两三月，工人以不能耐饿，不得不以原值俯就羁勒。至用货者，有时亦同为资本家所厄。⑧ 以上所引，中心问题是如何进行社会革命，解决社会问题，在其中又引出如何处理资本家的问题。孙中山对资本家不抱好感已是显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对待平民甚于“专制皇帝”，没有良心可言。具体来说，资本家不仅控制工人的收入，还控制了他们的消费。孙中山的这种看法，到底有多少实际的根据？或者说，他的美洲见闻，在决定其对资本家的态度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这个问题难以确定。我们不妨设想，孙中山在美洲的实际遭遇，即资本家对他的冷遇，给他的心灵蒙上了阴影，影响了他的判断。因此，从理论上讲，他对资本家的不满，马克思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他在此只字未提马克思，也是一个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