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6—0114—07 审判与检察分立，是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基本架构。从西方司法发展的历程看，这一体制是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分权制衡原则与人权保障理念被引入司法，催生了负责指控犯罪并制约审判的现代检察机关。在我国，审检分立的司法体制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司法改革，民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与西方审判体系先于检察制度独立发展的历史不同，传统中国政刑合一，不仅没有检察制度，也无独立的审判体制。这一历史特征决定了近代中国审判与检察的关系有别于西方体制，即更注重检察与审判的制衡。时下的法制近代化研究多着眼于近现代司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或着力描述近代法律体系的构建，关于审判检察制度的专门研究既不多见，已有研究复限于制度介绍，对于审判与检察之关系的内涵与演变，则少有论及。① 审检关系是审检分立司法体制的核心内容，不仅关涉审判与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的角色、在司法体制中的定位，更关乎司法民主原则与人权保障理念的落实。当前我国司法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回顾近代中国审检关系的历史，对于正确把握我国司法体制的未来发展，不无意义。 一、清末司法改革：近代中国审检分立司法体制的创设 据学者考证，中国的诉讼与刑事司法起源于尧、舜时代，距今已有约4500年历史。[1](P17)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前起后继的各专制王朝，虽其司法制度亦因时而异、各具特点，但基本的运行机制却是一脉相承，即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古代中国，虽然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专职司法官，但在中央，三省六部的官员可以直接参加重大案件的审理，清代的“九卿会审”大部分都是受皇帝指派的行政官员，而处于权力金字塔顶层的皇帝则既是立法者又是最高法官；在地方，司法官员只是行政官员的辅佐，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行政官员亲自审理案件，并握有对案件的裁判权。正如曾任清末修律大臣，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廷芳所言，中国司法“向昧夫独立之一理，循二千馀年之专制，举立法、司法、行政之鼎立三权于一手，中央如是，各省亦如是”。[2](P593) 这一切都清晰地反映了行政对司法的全面干预乃至直接控制。日本学者滋贺秀三也指出，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与现代行政法和刑法一致的法律”，但“不像现代西方那样，司法和行政权力分离”。[3](P16) 一语道出了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司法体制的根本差异。 这种司法与行政不分的集权体制使司法机关沦为附庸，助长了行政专横，妨碍了司法官依法审判，因而在西学东渐，特别是严复通过翻译孟德斯鸠《法意》而引入近代资产阶级分权理论后，遭到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批评。在严复看来，行政与司法不分不仅是产生司法腐败的罪魁，也是造成整个社会矛盾的祸首，要摆脱困境，必须学习西方法制，实行三权分立，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开，独立地进行审判。[4](P427) 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也对“乾纲独断”、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专制体制提出了批评。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力陈西方二权分立的政治法律原则对于当时中国的意义，指出：“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5](P214) 梁启超认为：“尚自由之国，必设司法之制，使司法官吏无罢黜之患者，何也？盖司法官独立不羁，惟法律是依，故不听行法各官指挥也。”[6](P98) 因此，必须彻底改革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与此同时，清廷派赴西洋考察政治的大臣们回国后，也极言行政与司法分设的重要性，纷纷奏请朝廷改革司法。奕劻等人在吸收前述思想与考察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方案：“首分权以定限。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立法当属议院……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司法之权，则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7](P462—467) 西方司法独立原则对清末司法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1906年11月，清廷下“厘定官制”谕，改刑部为法部，专任司法；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掌审判。[7](P471) 官制改革启动了清末司法改革进程，从体制上宣告了传统行政官兼理司法制度的灭亡。而大理院筹设伊始，并无前例可循。为此，军机处、法部、大理院于1906年会奏的大理院官制折认为，各国通行的立法例是，与审判机关相对应的必有检察院，以调度司法警察和检察罪案，检察制度对审判事项皆有所帮助而无干涉。为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1906年至1909年间，清廷再次派员出国考察司法制度，包括检察制度。法部报告认为：检察制度代表公益，故必须赋予其“发觉犯罪、实行公诉、执行判决”等职权，“我国采用检察制度，亟宜使司法者确知检察之为用，要亦今之急务也”；检察官行使职权，“以达有罪必发之目的”，应直接指挥司法警察，因为大陆法系各国“检察官遇有搜查证据、逮捕人犯等事，无不指挥司法警察”；检察官与法官在司法中分工不同，但地位级别相等，因此，设置检察官应比照法官，“通盘筹划”，加意培养，“庶不致悬缺待人，亦不便滥竽充数”。[8] 关于检察制度，清廷还专门延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通过实践考察与听取专家意见，清廷最终决定引进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
